关于前一问题，我们现在来读《尚书》，当然是以《尚书》为，大多数也是当时的语&。我国文化史上第一部的政治史文献，有关政府文书的文章自有。我认为ฦ中国三千，秦、汉以后。有关政府法令的文辞，应该是对时代距离先后所下的定义。事实上，《尚书》里收集当时历史上的文告或记载史事的资料，大多数都是当时的语体文。即如《周易》一书的卦爻词句，大多数都是用语体来书写的。一般人都认，这种所谓古文的观念，从许多方面来看，多数也是当时的语体。或东汉末期诸葛亮的先后《出师表，当然不能只以西汉时代贾谊的《过秦论》。即使就把《过秦论》和先后《出师表》来作规格，我觉得其中的文辞语句，仍然是采用，有许多地方。我们现在叫它是古文，这个“古”字，应该说只是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并非就是亘古不变的定义แ。在魏、晋以后，文学的风气弥漫，因此经历南北朝三、四百年来的公文辞章，的确偏重于骈俪的文学化了，比起汉代，更缺乏普及性。所以到เ了初唐，由á唐高祖李渊开始，便下命令改革公文，不许有太过骈俪的文学辞藻而妨害事实的叙述。后来唐代的文风复古，不但是初唐政治上开其风气之先，事实上也是文运兴替的必然趋势。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的复古运动，并非如我们现代人心目中的复古，实际上，正是恢复当时读书人——知识分子的文学语体化。当然，在这里须要注意，古代的教育并不普及，所以能够以写作文辞来表达意识思想的，仍然只属于少数读书人的事。宋、元、明、清以来，不但在公文上多数是采用语体化，即使如“四朝学案”中的儒家讲学的记载，也都是采用语体。所谓“语录”的风气，便由中唐的禅宗和宋初的理学家们所开始。并且翻开历史上历代奏议一类的文章，有关政令和事务性的叙述，几乎都用语体来表达，从来没有人认为ฦ那些缺乏文学格调的“奏议”，没有历史性的价值。只有在清朝中叶之后，由于少数几位深于文学修养的人做了地方官，遇到有些“官司”上的判词，便以文学的风趣，大玩其花样，如袁枚、郑板桥等人的几件判词。可是此风一长，到了后来绍兴师爷的手里，便积习成规，在刀笔之间，大玩其有笔如刀、精细雕虫的笔墨花样。于是《樊山判ศ牍》一类的文章，便成金科玉律了。不过，这种风气在满清中兴的时代，已经稍有变革了。民国以来，公文的改革，在有形或无形中，也有过几个阶段，现在在司法上又正式提出采用语体，虽然说是革新，如果在中国文化精神的立场而言，应该说这正合于中国文化固有精神的复兴运动。
2白话文和中国文化的命运
自东周以后，有孔子的精神和人格的感召，“万世师表”的典范，和“尊师重道”的观念，便与“君道”分途而截然独立。但与“亲”道仍然是互相呼应。秦、汉以后的“传经”和重视师承的风气，虽然渐已趋向狭小而生流弊，但这种优良传统精神的存在，依然有其特殊的价值。
魏、晋南北朝之间，师道渐趋隳堕，但因新า兴佛教重视师承的作风，以及政治体制上确立了王者尊师的礼仪。“师道”为ฦ尊的精神，又走向一个ฐ新的境界。
讲到这一世纪教育上的沿革，我们必须要从教育的宗旨和内容说起。同时更需要从基本教育——中ณ小学的教育说起。关于过去童稚开始接受教育的情形，我们已略如前面所讲，虽然并无明文规定它的宗旨，大体上都是以人格的养成为教育彻始彻终的精神。至于上下二千年来教育的内容，都以“四书”、“五经”为教材的主要中心。除此之外，虽然另有如《三字经》、《千字文》等一类的书，也只能算是辅助性的读物。自从西风东渐促使教育改制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以“经”、“书”为主ว的一贯教育，始终还是一仍未变。尽管有人表示反对。但过去数十年来的确是如此。后来由改制而注意到小学教育的课本，根本撇开旧套，从教习儿童的识字教育开始，但还是走的《礼记》文化的老路线，采用“小学”、“训诂”的精神，配合西方文化的看图认字的教学方法，因此而有了“人、手、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等初级小学课本的出现。从此而再演变，便又改的课本，作为小学“小猫三只四只”、“猫儿叫，狗儿跳”一类低年级的读物。再往后的一再改变，便到了现在的“开学了！开学了”、“老师早，老师好”的课本了。可惜我手边资料不够，如果资料齐全的话，就可以把这几十年来所有课本内容的改革，作有系统的研究，那么一定会现许多道理和足资反省、检讨的地方。如果有人拿这资料作一篇《二十世纪中国中小学教育课本的改革和文化思想之演变关系》的论文，保证一定可以拿到一个ฐ学位。
当时有关这些课本的改革问题，都是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考虑，尤其须要根据国家教育政策和“教育学”、“儿童教育心理”等等学理的依据，并无随便乱来的嫌疑ທ。至于人格养成的教育，则只归公民课本去负责旧式的公民，叫作修身。大家都是身历其境，都有受过这一教育方式的实际经验，不必再作详说。尤其像我们列入上一代的老少年们，亲自有过新旧不同的教育经验者，对此看得更为清楚。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