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但我又请朋友们答，我非常高兴，我和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与同行们交流创作经验。邀我到西安这è。陕西的朋友来银川：我们既ຂ勇敢？又懦怯，为什么偏偏要过了元月四号呢？我笑着说，没有什么เ大不了的事情，只不过因为元月四号是我儿子三周岁的生日。
其实，同时向西北文：是不是能允许我过了一，一ຖ；既有追求，又墨守成规；又心惊，既想独辟溪径；我们常常大声疾呼，却又暗自感到底气不足；但最终依然把笔下的方块字放在它应在的位&#x，我们充满着热情奔放的幻想；我们绝对有创造能力，却又经常不自觉地去寻找祖传秘方或是向西方著名作家模仿；我们习惯了政治的风风雨雨，我们并不吝惜个人的生命，但同时也习惯于为了民族和国家整体的利益和声誉而不断地妥协；当我们在客厅里向客人大胆地高谈阔论的时候，我们却又要小心地把厨房的门关上，以免妻子听见后向我们发脾气。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哈尔滨的白实来信中的话结束这篇前言，我并不是以读者的赞扬为荣，实在是我从她的话里感觉到了我自己的价值。
“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
从历史上看，中国老百姓一贯具有尊重赋税，按时纳粮的好传统。民间谚语早有“谁当皇上给谁纳粮”“缴了田赋，皇帝ຓ老儿也管不着”这些话。说明中国老百姓自古就认识纳税交赋是每个臣民的义务；土农工商，皆把纳税交赋放在支出中的首位，纳税交赋之后，便取得了自由。然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了套。首先是在根本上降低了中国人民的道德素质和义务、信誉等等观念。如果说，我所办的四个公司目前有点问题的话，那全部是出在我太相信人，对方及我曾经用过的人毫无义务和信誉观念造成的。
我只请读者注意宣文“求新า、求实、求美”的追求。既ຂ然这种追求贯穿着宣文的一生，当然也贯穿于这本书中ณ。如果我们看重他的追求，我们就不必过多地在他的文字上吹毛求疵。现在，一般老百姓很难有机会和领导他们的官员沟通。因宣文具有的求实精神，所以他的全部作品里，的确是说实话的，我想，这对一般市民尤其是“凤城”的市民，倒可说是一次认识“当官的”机会。同时，在市民并不能完全决定谁来当他们的官的体制下，老百姓用赞扬“仕而优仍学”的方式来培养好官，使政治更为晴朗和清明起来，也不失一个过渡时代的好办法。因而我想说，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宣文出版这本书都是值得我们欣喜的。
但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请你读一读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这两ä位学者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文化中的确包含有发展智慧的方法，就看你是不是能去发现它。一个小说作者，对技马的钻研远远不如提高自己的智慧重要。
仅以此文感谢宁夏的作家们、编辑们和企业家们。
1้98๖6。12。2๐0่。
在空中，我顿ู悟到中国这片国土上林本凋敝就是中国文化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工作人员说，长桌上的书籍已是瑞典文学院收藏的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之全部，但看来只有寥寥的数十本。我没有仔细数，充其量不过一百本。那长桌子比乒乓桌略大一点，而所有陈列的书又都是翻开的，读者可以想象有多少了。这中间，又以译成外文的四书五经、《道德经》、《西游记》、古典诗词、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居多。然而，如老子、吴承恩之流，是再也没有资格得诺贝尔奖金的了。中国文学作品中ณ，鲁迅的著作有几本，但都很薄；茅盾的作品有一本：《子夜》。这些大师也已作古了。尚健在的吧金的著作，我们只看到เ两本，一本是《寒夜》，另一本也很薄，看起来不像是《家》。大家都知道，《家》已译成了许多外国文字，但遗憾的是这个最关键的图书馆却没有。艾青的诗没有专集，只有与闻一多两ä人的合集《死水与黎明》，而且是中瑞文对照本，这就可以估计出来所选的诗也不多。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们只看到เ两本《中国文学》社ุ编的“熊猫丛书”一本是谌容、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六位女作家的合集，封面是她们六位女士的照ั片，故一看就认识。另一本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其中ณ有我的《灵与肉》。
所以，我给我自己规定了这样的任务：我不追求艺术的永恒，我只追求我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一瞬间的现实性。如果我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瞬间的现实，我的作品就能ม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而艺术，只有根据表现和接受的相互关系，也只有站在社会实践的立场上才能具有审美价值。
《花园街》和《风格》，在艺术上，当然绝谈不上完美精致。相反，恐怕它们还不过是毛坯，都有许多应该再加工之处。但是，至少，它们表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激情、中国人的活力、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的向往、中国人的理想、中国人的艰辛的斗争。我很欣赏鲍昌对《风格》的评语，只有一句话：“在我们当前十分艰难复杂的人生中ณ，显露出了一种自豪的微笑，信念的微笑。”（见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报》）我觉得这句话同样可以加在你的《花园街》上面。是的，我们只追求了暂时，只追求了这一瞬间，但又怎么不可预见，我们的作品不会对后人有点认识价值呢？未来的人，难道不能从我们的作品中看到一些他们的先人是怎样过来的，是怎样想过的吗？前面我已๐说了；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有一定的现实性，即使书中人物的某些想法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错误的，构成其错误的因素也是现实性，因为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只能达到เ的程度。人的审美观念虽然是不断流动变化的，但若干若干年后，就像我们现在看若干若干年前的文学作品一样，作品的直接美感将多半被作品的认识价值所渗透，因而，我们的作品也许还有一定的美学意义แ。这样，只要我们牢牢地把握这一瞬间的现实，我们也可能ม获得永恒。
而中国这一瞬间的现实，其“真实内容”只能ม是社会主义改革。
我常常想着我作为ฦ一个作家的使命应该是什么。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我实在愧不敢当。一个党员作家，还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个党员，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比如你。我呢，至今还没有修养到你这样的程度，我总不能认为自己้应该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个群众，然后才是一个作家吧。但即使你我都这样认识，还是要归结到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看待作家的使命这个问题上来。
从文学，也即我们所从事的专业来说，我们总算忝列于现实主义作家之末。而现实主ว义方法已๐经规定我们应该从非本质性的素材中选取和组织本质的东酉，揭示未来历史方向的进步因素，即所谓“典型性”说到底“典型性”都带有职能的意义。这种职能就是激励读者批判一切旧社ุ会的残余包括其意识形态，并变革现实。现实主义文学如若缺乏็力图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它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不但是我们，外国一些优秀作家也认为典型化就是集中一切已经在活动的力量去面向社ุ会变革。因而典型的主人公就是作为在某一特定时期把一切变化着的力量集中于自身的人物，他具有把社会变化付诸实践的某种决定性影响，同时他还采取一种预言社会发展方向的姿态，吧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一直被人所称道，贾宝玉之所以作为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也正是这个ฐ道理。
这样看来，作为ฦ一个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个社会主义改革者。我们自身具有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我们的作品才有力量。如若我们自身缺乏็变革现实的兴趣，远离亿万人的社会实践，我们就等于自己扼杀了自己的艺术生命。我们也就不能再从事这种职业了。
最近，我更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党中ณ央为ฦ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我既ຂ受到了正面教育，也受到了反面教育。不过此事应该是我们另一封信里讨论的问题了。我这里只再重复一遍我上面的话，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我们以社会主ว义改革者要求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写改革者。这是不言而喻的。程乃珊可以写《蓝屋》，铁凝可以写《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我也可以写将在《十月》第二期发表的《绿化树》。
《绿化树》出来后，你一定要“拜读”我等着读你的《三月柳》。
再见！
贤亮
198๖4。1。3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