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赛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仪式性的表演远胜实。大概受了几届国际大专辩论，整体智慧少。例如，一切还都处于试验阶段，但显然又不能ม评价太高，这些毛病的，还有待时日，各自阐述多，短兵相接少，剑拔弩张多，君子风度少，零碎机敏多，可批评和可。事先准备多，当场急智少。谁都知道这些毛病不属于哪个辩论队，而是属于我国知识层的总体素质，是，暴露一下。
就我的这位收藏家朋友而言，文坛对他陌生，他经常惊讶而&#x。他对文坛也陌生，有时也准备写文章呼吁大家不要再陷无聊。对他这么一个要么中止、要么高效的人来说，太知道无聊是什么。我劝他，文坛的事，最好看也不要看，想也不要想，这与你心目中的文化，基本没有关系。你还是沉浸ฤ到汉唐遗韵、明清风采中去吧，过一阵，真的有了文化界的什么好消เ息，我再告诉你。
我一边翻着那些被画得不忍卒睹却又依稀相识的面容，一边读着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清季中ณ美外交关系简史》和《书中人语》等著作，不能不一再地遥想被唐德刚先生呼唤过的“我先侨的在天之灵”：你们究竟在哪些方แ面使西方人害怕了、讨厌了？除了洋人的偏见，你们自己也有很多不检点的地方吧？其中哪一些是根深蒂固的，难以改进？你们究竟又在哪些方面与遥远的祖先和今天的我们一脉ำ相承？是啊，我们，我们的血液里有多少是稳定的遗传，今后还会遗传多久？
——读《寻找太阳城》
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地，他以自己้的身心浓缩了这种交汇。相比之下，他的精神基座无疑更倚重于参禅悟道，他静坐茹素，欲羡弘一法师，每一步都指向着梵行高远；另一方面，他请悉西方，对许多现代西方艺术家有深刻的理解，甚至他的几项重大荣誉都从欧洲获得，但他没有把自己全然销熔于西方แ的精神漩涡，谁也无法把他钩连到欧美哪一个艺术源派。他在归属感上显然超越了粘滞，抵达了一种真正的“无执”状态。
总之，以宽容、博大的胸怀把一切对抗化解为对话，化解的现场就在自己的笔端，自己的心底，自己的脚๐下。化解的动力，是他曾目睹过恶性对抗的无形战场，他深知这样的战场每天都在斫伤着文化的创造力，所伤着人类的高贵和尊严。于是，他背井离乡，品尝孤独，在地球的另一端的山林里苦苦思索ิ，在遥远的街市间频๗频询问。他很快领悟到，人类的高贵和尊严实在是现代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课题，为此更应该努力对话。文化艺术使对话温馨，世纪之交使对话平等。多少年了，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和世界进行平等对话的时刻。因此，就在米丘的匆匆行色间，民族的尊严å和人类的尊严汇集到了一起，两ä种尊严全都化作会心的微笑，笑得那么轻松和健康，那么具有形式感。
不管是我还是当年的批判者都没有想到เ，居然有一位西方学者早就提出，连战斗也可能是一种游戏，一种争夺荣誉的竞赛游戏；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游戏学者是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读了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之后，今后我在嘟哝“是游戏还是战斗”时，不会完全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了。
反过来，想到这套丛书中ณ的有些被回忆的学者，不知怎么เ，一生没有遭到太多的非议，回忆文章多为恭敬美言，现在读来就缺少质感，丛书编者到处寻找也找不到“另类”话语文本，颇็为遗憾。他们活着的时候被时人供奉，几乎不可能挨骂受气，这是他们的福气，但祸福相依，站远了看过去，他们那里不仅没有藤葛，连村干中的水分都蒸发了，光秃秃，干巴巴，多么乏味。
回信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目睹过类似的现象。
由此联想，待些年来，我曾近距离地目睹过很多谎言的扩张过程。都或多或少与传媒有关。前些年，有人转告我一家报纸的报道，一个中ณ年作者刚发表一个作品，就受到海外五所大学的联合邀请，他正在准备演讲稿云云。我当时一听就为这位老兄着急，心想你说一所大学邀请，旁้人还能马虎过去，怎么扩充到了五所？大话由媒体说，收场还得靠自己，这个场怎么收？世界上的大学校长都是很高傲的，他们很少联手做一件什么事，据我本人对海外的了解，好像不大可能ม出现五所大学联合邀请一个人讲学的事，哪怕他是一代宗师，或退休总统。幸好这位先生聪明，没再就这件事弥补和延伸。更惨的是一些老人，不小心进入了谎言系统，传媒一加播扬，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当众继续把谎说圆，只得随口乱ກ说，实在让人同情。例如我曾见到เ两个老人，开始只是出于一点小小的虚荣，编造了一个ฐ创作上的谎言，后来就越吹越大，也越来越说不明白了，让听的人都为他们着急。记得我当时就托人转告那些报刊，饶了这两位老人家吧，但报刊â不依，仍然以声援的方法捉弄他们，直到最后不得不“大音希声”。
复查人员几经思考，开始了工作程序。
警察们看见，在飞驰的列车上，她纵身上上下下，轻松得像在跳舞一般，还故意展现出几个身姿，完全是一种享受。有一次她稍没留神被一群警察包围住，束手就擒，但哪里想得到，就在很多男ç女刑警的严密看押下，她居然嫣然一笑，跃身蹿出屋顶ะ盖板，立即不见了踪影。
郭应峰先生把自己关在一间静室里整整八小时，我非常关注这个情节。评论家们谈必然性，听众越多越好，声音越响亮越好，因为ฦ最粗糙的逻辑和最世俗的声势历来是天然盟友，而天下最荒唐的颠倒，也总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完成它的“雄辩”。但是郭应峰先生要的不是这个ฐ，他由á实证而发现了偶然，许许多多偶然点的组接，脆若游丝，稍一用力就会绷断，只能ม小心翼翼地在心底轻轻梳理。就像外科医生做心脏手术，关键之ใ处比绣花女的针尖还要精细入微，容不得一丝噪音，因此只能安静得鸟尽人灭、天老地荒一般。此间情景，近似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郭应峰先生“格”了八小时，就理出头绪来了。
人们老想躲开遗憾，因此，更大的遗憾总是紧ู紧跟随。
只等我失足
第四个实例牵涉另一位北京作家，我也不认识。他为ฦ别人的一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有一位评论者撰文指出，这篇序言中有很多语法错误，口气比较严厉。严厉当然会产生回应，事情立即变得很不愉快了。作家的文字中ณ有语法错误，指出来既有利ำ于读者也有利ำ于作家，本来语气严å厉一点也不妨，但我稍稍有点惊讶的是，这篇序言我读过，为ฦ什么当时没有感到有语法上的障碍？待我带着这个好奇，找到เ原文和批评文章一一对照ั，终于明白了真相。批评者有很好的语法和修辞学方面的造诣，他所指出的语言构成方式确实都可探讨，但其中大多只能说是用语粗疏而不能说是语法错误，而对有些作家来说，用语粗疏ຕ可能是故意的。在书面语言的严谨中加添一点口头语言的随意，有时反而能调节文本的规整语态，走向生动。当然，这种随意性如果明显地侵凌了语法，还是应该知道收敛和整理才好。可见，这本是作家和语法学者们协调商量的问题，但经起哄者们一炒作，情况就变得有点怪异。我从一篇评述这个事件的文章中读到的指向，已๐成为“作家的文字资格”、“名人的认错态度”等等不留余地的恶性事端了，幸好这位作家没有再去理会。这件事，说到底，仍然是一个ฐ技术细节问题，而它一被点燃，就快速地吸引大量视线，并烧燎到人格部位。这个ฐ程序，一再重复于不同的事件，不能不让人惊心。
我觉得在文化的问题上，我们中ณ国人历来有一种一厢情愿的天真。不知被文字坑害了多少年，一见白纸黑字还是付给太多的信任。舞文弄墨的狡诈文人也见过不少，但一听到有人在炫示ิ文史知识还是笑脸相迎。于是，越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越往文化里钻，文化成了一个宽阔的掩体，一个洗手的金盆。连天下最残酷的社会动乱，也称之为ฦ“文化革命”，连明目张胆的诬陷和谋害，也名之曰“文化论争”。这种现象也许可以回答人们百思不解的难题：我们拥有那么悠久而丰厚的文化，为什么在一系列文明的常识上却需要从头启蒙？
学生接过老师的幽默，说：“谁叫你在大学二年级时给了我一个bຘ！再来一下重的！”
实例非常丰富，写一篇论文早已绰绰有余，但她的情感受不住了。那天，她依然是老妇人装扮，经受种种冷遇后十分疲惫，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休息，沮丧地打量着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长椅的另一端，坐着一位与她的装扮年龄差不多的老汉。老汉凑过来说话，没谈几句，已开始暗示：实在太寂寞了，有没有可能ม一起过日子……
一位默默无声的中年音乐教师因患不治之症而进入危急状态，他的两位学生闻讯中止了在国外的演出，赶回来为老师举行了一场挽留生命的音乐่会。这件事被市民知道了，那天，很多与音乐没有太大关系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挤进了音乐会现场，在听完演奏之后，鼓励孩子走向募捐箱，一双双小手在黑亮的钢琴边上几乎组成了一个小树林。然后，家长们又带着孩子们上街买花，找到音乐教师的宿舍，从宿舍一楼到เ五楼的楼梯立即被密密层层的鲜花铺满。
这首小诗曾经使我领悟到人世间的许多大道理，而就它的本体而言，却是描述了一种嫉妒的消解过程。
在其他职业中，例如医生和教师有时也要对病人和学生说一些仁慈或美丽ษ的谎言。
我不相信人类到เ哪一天能够彻底解决这个ฐ麻烦。这是名誉的灰色传播本质决定的，再激愤也没有用。能够看到เ这一点，心也就宽了。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终于领悟，在这个问题上，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名誉，而在于要哪种名誉。
另一位诉说者又来了：“他到处说，长期以来，他每星期要与我通两个小时的电话，这次只是为了真理，不能不揭露我的所谓历史问题……”
姚力先生一脸慈祥，笑眯眯地听我把准备好的那一套讲完，就把笑容收住了，用一种宣判ศ式的语调对我说：“我们国家打仗的时间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而艺术人员缺乏，你应该读艺术。”他的语气完全不容辩驳，好一位威严的长者，我看着他发了一阵傻，他也看着我，却不再讲话。结果是我点了点头，起身告别。
到เ今天早已明白，自己้一生是来寻找河流的，一旦ຆ找到，就等候那个季节。这种寻找和等候，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我已不再心焦，因为我已经一次次地找到、等到，并把找到、等到的图景，描绘给别人，赠送给读者。
“你和出版社这样鬼鬼祟祟，能逃过盗版者多少天？”她在临睡时问。
“据乐观的估计，十天吧。争取十天的正版市场，十天后又一定是铺天盖地的盗版。”我说。
“那你就不要再写了。你现在是义务写书、义务策划、义แ务顾问，结果倒为一批文化盗贼尽了义务。你每写完一篇长文章总要生一场病，真担心哪一天因为用脑แ过度，突然成了傻子。”这话她已๐说了不止一遍，但此时语气已经含糊，我赶紧伸手关了灯。
六时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毕，拦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她送完我，立即会到几位外请专家住的旅馆，付一些钱。《秋千架》剧组已经没钱，她昨晚到妈妈家取了一笔款子。然后，赶到南京录音，录完音，连夜坐长途汽车到连云港演出。
从南京到连云港，坐长途汽车总得八九个ฐ小时吧。我问：“你已经这样劳累็了，这次能不能不去？”她说：“我不去，那里就不接受我们剧院了，而剧院的父老乡亲们在春节前应该有一点经济收人。”
明天在连云港演完，后天又要坐八九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回安徽贵池，那里在开一个全国性的行业会议，各地代表好不容易来安徽一次，都想见见她。代表们对她非常善意，但他们一定不知道，后天见到的她，这几个ฐ月是怎么过的，这次是怎么来的。
像这样毫无名利可言的艰苦奔波，对她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我不能不担心她的颈椎和腰椎。从小练功落下的伤，多年长途跋涉地演出日渐加重。那次我在场，一位女按摩师刚下手就惊叫起来：“你怎么有那么多伤！”平日坐车，时间稍长就扭着脖子皱着眉，不知该怎么坐了。但从明天到后天，她要坐多久的长途车！
我知道她如此辛苦是因为无法摆脱一个不小的怪圈——
过早地成了整个剧种的首席演员，而这个剧ຕ种至今还是全国中青年观众最喜爱的剧种，她只能靠自己的辛劳来承担一种相当沉重的责任；
各地对剧院的邀请，永远以有没有她参加为第一谈判条件。为了剧ຕ院和剧ຕ种的生存，她很难拒绝，但只要接受邀请，主角演员每天的劳动量是一般演员的许多倍；
也许电视能使她轻松一点，但她认为如果没有舞台剧的良好基础，电视对戏曲的帮助有可能ม适得其反，这方面的例证比比皆是。因此，她有意减少了对电å视的轻率参与，来维护舞台的最后一点尊严；
也许她可以听取某些劝告，通过上层活动来改变自己的艰辛处境。但她完全不会处理这一套，觉得参加一次应酬比多演三场戏还累，而且坚信艺术的实际成果与上层关系是两回事。
——这一切，就决定了她这些年来的基本生态。我的职业使我对戏剧界比较了解，因此可以毫无偏心地断言：在目前国内各大剧ຕ种首席演员中，她无疑是付出演出辛劳最重的人。那些有可观报酬的演唱活动被她一一拒绝，理由总是说没有时间。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带着剧院演出，厂矿企业、油田à码头都去，连县城也不拒绝，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划创作新剧目，几乎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
有一次我和当时任国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的高占祥先生同时被交通大学聘为客座教授，高部长告诉我，前几年中国艺术节在甘肃兰州ะ举行．最轰动的剧ຕ目就是黄梅戏《红楼ä梦》，轰动得无法停演。她的身体累垮了，白天在医院输液，晚上演出，天天如此，这种精神把当地的观众感动得不知怎么เ才好，真让安徽人在大西北占尽了风光。
回来我问她，还记得兰州的事吗？她说记得，那里医院的医生护士，天天熬了很多鸡汤、稀饭送来，房间里全是水果、鲜ຒ花……
“当时通电话为什么没说天天在输液？”我生气地问。
“我边输液边给你打电å话，你感觉不到？这是测试你的敏感度。”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有些观众是凭着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的频๗率来衡定一个演员的工作量的。近几年一个谣言在少数人的播弄下快速在本地传开：为什么在电视上很少见到เ她？一定是拒绝演出，跟着丈夫到เ上海过清闲日子去了！于是一片愤怒。一位艺术界的同行在一个有各行各业的人参加的会议上听到两位不认识的女士在大声宣讲：“她不为我们演戏，我们要求上级，什么เ荣誉也不给她！给别人！”
这个消息传来时，她正从基层演出十几天归来，颈椎和腰椎疼得实在受不住，扒在床边上，让头从床沿上垂下来，长长的头发泻到地板上。我看不到她的脸，她一直不说话，我想这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委屈的人，这下一定感到委屈了。也许她在流泪？我走近前去。
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说了半句：“我们家乡啊——”没再说下去。
“我们家乡啊——”这个句式、我曾从汪道涵先生那里听到过。汪老也是同乡人，那天正与我们夫妻聊天。
“我们家乡啊，历来是热衷内耗、自相猜忌，只要出色一点就会活得很累็，一到了外面倒都变得生龙活虎。”这是汪老的话。
我是一个研究群体文化心理的人，从妻子的境遇，更懂ฦ得了汪老的话。她没有进人权力结构，只是一个ฐ与世无争的艺术家，也没有任何人指责过她在人品上有什么เ毛病，对她的意见永远只有一条：不容易看到她的舞台演出。但是哄传这个意见的任何人都没有统计过她的工作量，更没有把她的工ื作量在全国范围内对比，只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结果，居然活生生把一个最辛劳的人谣传成懒人，而巳还百口莫辩。她从来不知道如何为ฦ自己声辩，在实在气忿的时候，最重的一句话也无非是：“真想换个地方。”
北京一个ฐ重要的文艺团体几年来一直等着把她调过去。上海市的一位领ๆ导曾几次与我商量，能不能成立一个以她命名、由她领ๆ衔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剧团。全国各地喜欢她艺术的企业家们的想法，就更多了。一位广受尊敬的老大姐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她：“文化是不分地域的，你还年轻，何苦成为某种不良心理气氛的牺牲品？”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产生效果。她对家乡有一种神秘的皈依意识，我说不清是积极还是消เ极，反正是把我感动了。
记得十年前安徽洪水滔天之时，我邀国际知名的大导演马科到合肥排《红楼梦》。照妻子的说法，家乡越是遭灾越要表现出文化上的平静和大气。我们一大群人从那时起就在努力构建着黄佐临先生企盼了几十年的戏曲音乐剧ຕ雏型，虽然当时灾情严重，生活非常艰难，天天有停电、断餐之虞，大家却信心十足、日夜修改探讨，创作气氛如火如茶。马兰除了排戏，一有空就上街为灾民募捐。马科导演有一天上街，发现这个ฐ情景，追踪几日，终于对我说：“抗洪救灾是大事，但像她这样全国一流的艺术家天天站在街上，在外地是无法想象的，我看着都痛心，适可而止吧！”但就在马科导演跟我说的时候，中央电å视台正在直播北京工人体育馆里的赈灾汇演，她一身白衣蓝ณ裤ไ赶到了，全场掌声未息，她就含泪开口：“我的家乡受灾了！”接下来的镜头表明，她的这种语言方式，感动了台下无数熟悉她的北京观众，那ว天她为ฦ家乡募到的救灾款，数字不小。马科导演对着屏幕沉思了片刻，第二天，他把全部导演费都捐掉了，劳累几月，分文未取。
妻子对家乡的感情之深，有时到了好笑的地步。例如看电视，她平日感兴趣的是国际新闻，拉宾、萨达姆、索罗斯什么的，但国内新闻中只要有刑é事案件的报道，总会怔怔地等一会儿，等播音员说出罪犯来自何处。如果不是安徽，她会舒一口气，站起来，喝一口水。我知道她有这个毛病，因此只要电视里报道的罪犯有浙江的，就会大声嚷嚷：“看，浙江，我家乡的！”她笑了，说：“这有什么可炫耀的？还是安徽多一点，你用不着安慰我。”我立即说：“我们浙江才凶呢，千岛湖事件……”
说到千岛湖事件，她产生了回忆。事件发生时她正带团在台湾演出，台湾有传媒说那几个罪犯来自新安江，而新安江又来自安徽，因此要大家拒看安徽戏。我说：“你看，这件事我们两ä头都洗不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