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当然我们只会选择适用于“三有利”的，这就要让所有的“思想”都落到实。
程乃珊的《蓝，公开提出了“三有利”的原则，所以我们的“丑”才会出得这么大。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我们靠“思想”。艺术上虽略嫌粗糙一些。我还是很，文化型商人，也和前期闯荡市场的那些小商小贩一样，几乎两手空空。他们凭借勇气和胆量，而我们却拥有中国大多数人没有的高智商、丰富的知识、社会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三有利ำ”才是建设中，
我们。这不仅是因为她选的角度（即你说的“视线的焦点”）比较别ี致，她笔下的几个人物也写得很“活络”（上海话），可是。生动，这里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开始，立意、人物和情节的开展却迥然相，同样是写在这座建筑物里住过的人。我无意把程乃珊的《蓝ณ屋》和你的《花园街》作比较，这两部ຖ作品是全然不同的作品；我更无意在这里贬抑《蓝屋》，我感兴趣的只是，为什么你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一个ฐ曾住在这座建筑物里的姑娘和另一个现在住在那里的姑娘偶然的对话中获得创作契机，却一下子挪到เ广阔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背景上去处理，把一个小小的灵感衍化成一部写改革者的长篇来。
我写着写着就扯到政治上去了，现在让我再回到具体作品上来吧。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生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尤其在中ณ国社会，人的真正属性不通过政治几乎无从表现。政治甚至渗透到床上旁้观做爱的全过程，柏拉图的爱情常常也要以政治术语来表达。政治败坏或说是提高了中国的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下降或说是达到了一个ฐ新的层面。但只要把语言当做语言，将语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艺术便从中产生了，那也是今日的中国文化，不可置疑地体现了某个阶段。
1994。12。1้1。
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事业的中心。税务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出来。在过去计划ฐ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一般人和税务极少打交道。所谓纳税，也是把国家这个口袋的钱放到那ว个口袋里去罢了。现在不同了，几乎每个ฐ老百姓都与纳税有关系，比如所得税，不论任何人，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便须ี纳税。而税务部门绝不同于银行，他只会向人要钱不会给人钱，这样，惹人“讨厌”的问题就产生了。
然而，他们的民主ว也正寓含于其中。在西方แ国家，只要是一个“纳税人”他便敢于批评任何一级官员，包括总统；他便有权要求任何一级政府为他做抓猫捉狗、四处去寻找他丢失的宠物这类杂事，政府官员抓不到或抓得慢一点，他还会去法院控告官员。
请你原谅我说了这么多不着边际的话。你如果注意到我在那次会上讲的和现在写的，你就会知道我现在根本不在考虑什么小说问题，我提议召开各种创作讨论会不过是在尽我作为一个文艺团体的领导人的义务罢了。
两年多的文学院生活已经结束，这部作品无疑是他献给母校和社会的一份答卷。如今，他又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我相信勤奋、刻๑苦。善于求索的查舜会有更大的抱负。我遥祝他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