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们自然期望得到最大的酬报，从自己้投资最多的行当中，与他的衙门有官方。他们在自己的圈子中分派了屠宰税、卖淫税与赌博税。任何新的政权都必须与，这些寄生虫们在各地盘。这些土豪劣á，一边喝茶。他们的贪婪是无止境的。你不可能对“最大的”下任何定义。用他们自己的专门知识，他们可以发明新的什么税。每个ฐ新官都有一些这样的土豪朋友，通过他们行使职权。实践证明，这种ธ，一边不免感叹他说：“啊！每县至少，你想一想，每十个县就有1้5万个猪槽。一个槽收税一块钱，相当可观啊，就可以净赚一é！”另一口上好的龙井茶又喝下去了。多次这样的感叹与远见的闪光之后，这位官员真正开始学习榨取民脂民膏的艺术了。他从内心里感激这位土豪，同时为自己的无知不觉感到有些惭愧。他在“世道”上逐渐成熟ງ起来了。在猪槽税之后，他又发现了棺材税；之ใ后，又发现了花轿税……
中国人将社会分为ฦ四等，依次为：士、农、工、商。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的原始农业社ุ会中，这种精神基本上是民主的。阶级之间没有敌对情绪，因为没有这种必要。价级之间的交往，除掉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衙门阶级以外，并没有被“阶级感情”和势利观念所阻断ษ。这种社会统治发扬得最好的时候，一个ฐ富商或者高官显贵可能会请一位樵夫到自己府上喝一杯茶，并且亲切友好地闲谈一阵。不过，较之于英国庄园主和农夫之ใ间的谈话，他们可能还要少一些谦卑：农民、工匠、商人，都是大地乳液的一部ຖ份，所以他们都是谦恭、安静、自尊的公民。根据儒家的理诊，农民被排在这三个阶层首位，因为粮食意识很强的中国人总是很清楚每粒谷子的来源，他们对之ใ感激不尽。农民、商人和工匠，都把学士们看作一个应该享受特权与其他待遇的阶层。鉴于学习中国书面文字的困难性，这种尊敬是发自他们内心的。
中国妇女的小脚๐不仅使男人赏心悦目，而且很惊奇很微妙地影响了中国妇女站立的仪态与走路的步态。屁股向后甩，就像穿着现代的高跟鞋，走起路来极端谨慎，身体不停地摇晃，完全是一触即倒的样子。观看一个小脚女人走路，就像在看一个走钢丝绳的演员，使你每时每刻都在被她揪着心。缠足实在是中国人感官想象力最精致的创น作。
缠足
原始的中国社会制度是母系氏族制。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因为ฦ母权制的某些精神仍一直存在于中ณ国妇女的气质之中。中国妇女从总体上讲比男性稳定，现在即使是在儒家传统控制的家庭中ณ，也有许多是妇女掌权的。母系制在周代就更清楚可见了，当时的家姓都是母姓，男人只有个ฐ人的名字，叫“氏”，根据自己้的出生地或官职取名。总览《诗经》中所有的民歌，我们看不到任何幽禁妇女的迹象。古代一定是有选择自己配偶的自由的，就像今天广西的土著居民那样。这是一种自然的、原始的选择，但却是自由的选择。《诗经》中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始自原始时代，中国人的血液中，妇女就没有占据过自己应有的地位。中国人由阴阳构成的二元世界观，可以追溯到《易经》。孔子曾经对此书作过详细的阐述。尊敬妇女，对女性采取一种温柔态度，这在野蛮时期就是条顿人的特点。然而在中ณ国的早期历史上，却看不到这种对妇女的感情。《诗经》汇集的民歌中，就已经有性不平等的反映：
『2“人间的爱与天上的爱”，指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提香的名作。』
这种情形，欧洲人中国人都会有，但二者对此的反映却截然不同。在我这样一个原来信奉基督教而现在却不信教的人看来，尽管宗教对所有的问题都有现成的答案，从而使人的心灵平静下来，然而，宗教却转移了我们对生活的神秘莫测感和辛酸悲哀感的注意力，这些感觉我们称之为诗。一位不信教的人，他对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他的神秘感是无法遏制的。他渴望安全，然而安全却永远没有保障、也无法得到保障，于是他最终被迫写起了泛神论的诗歌。实际上，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诗歌代替了宗教为人提供灵性，活跃情感，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对中ณ国诗歌的讨论中将涉及。西方人不习惯于这种不信鬼神、纵情自然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宗教才是逃避尘世的天然方แ式。然而，在不信教的人看来，宗教是建立在某些恐惧之上的；害怕今生今世没有足够的诗歌与幻想来充实自己的感情，害怕在丹ล麦的山毛榉ท林中或是在地中海海滨凉爽的沙滩上没有足够的魅力与美景来抚慰人们受伤的心灵。恐惧之余，超自然的东西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这种国民的智慧当然也不光限于知识阶层。中国的仆人由于他们的聪慧与对人的体谅与理解，也很受人欢迎，至少可以和欧洲的仆人相媲美。中国商人在马来亚、东印度、菲律宾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们比当地居民有着更多的智慧，由这种智慧所生发出来的各种品性，比如节俭、勤奋、远见卓识等等，对学者的尊重甚至使中下层阶级也产生了一种崇尚精致完美的心理。这一点，外国人很少考虑得到，在上海ร的外国侨民有的甚至用洋泾英语对中国商店的店员讲话，从而使这些中国人大为ฦ恼火。这些外国人并不知道，许多店员对一个ฐ分裂不定式之类细微的语法问题都是颇为讲究的。中国的劳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被培养成技术工人，而技工是需要精细的素质的。人们在贫民窟、工厂区等地方แ很少能看到เ西方相同阶层的那样高大、健壮的动物，宽颌、低额、力大如牛。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另一类型的人。他们有智慧的目光，愉悦的容貌，极有理智的性格。也许中国人智慧的稳定性绝对高于西方แ许多种族。同样的稳定性也表现在妇女的智力中，她们比男子更稳定。
这种对学问的尊重与西方人通常理解的尊重并不相同，中国的学者对自己的学问也很钻研，然而，西方的教授们对自己所研究学科的献身精神，似乎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尽管这种精神有时近乎一种病态的骄做与职业的忌妒。中国人对学者的尊重也是建立在一个不同的概念之上的。学者应该教人以实际的智慧，对人情世故的理解，使人在危急时刻๑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样的学者才受到เ尊重。这是在实践证明了教育的正确性之ใ后才给予的尊重，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在地方性或者全国性的动乱之中，人们靠他作出冷静的判断，靠他的远见来预料é某个行为或者某项决定可能会带来的各种后果。这是一种更靠得住的预ไ料。人们把他看作向导、指导者。真正好的领导，就是这样的精神与思想的领导。在大多数人都目不识丁的情况下，这种领ๆ导是很容易维持的。有时，你只消说一大堆他们仅仅一知半解的术语就可奏效了。或者援引历史典故，因为普通人在这方面所知甚少。他们的历史知识是从戏剧ຕ中学来的。援引历史典故通常就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国人习惯于具体的类比。这样就能使大家全面地把握所要理解的事实。
这里我们似在确切指出我们政治体制的致命弱点，并探讨消极避世的来源，也正是这个消极避世方能解释“中ณ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这个狼藉的声名。根治的方แ法似乎很简单，只要给民权以宪法保障即可，然而现在仍旧没有人看到这点的深远意义。没有人渴望获得这种保障。没有人真心地要求这种保障。
『1埃莉诺·格林，英国女小说家。』
粗犷豪放的北方，温柔和婉的南方แ，这些区别ี在他们各自的语言、音乐和诗歌中ณ都能看到。我们来对比一下陕西乐่曲与苏州乐่曲的差异。陕西乐曲用一种木板控制速度，声调铿锵，音节高昂而响亮，有如瑞士山歌，使人联想到呼号的风声，似在高山上，似在旷野里，又似风吹沙丘。另一方面，苏州乐曲的低声吟唱，介乎于叹息与鼾声之间，喉音和鼻音很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个精疲力竭的气喘病人，那习惯性的叹息和呻吟已经变成了有节奏的颤抖。在语言上，我们听到的是北京话宏亮、清晰的节奏，轻重交替，非常悦耳；而苏州ะ妇女则轻柔、甜蜜地唠唠叨叨，用一种圆唇元音，婉转的声调，其强调的力量并不在很大的爆破音，而在句尾拖长了的，有些细微差别的音节。
由á于贸易，由于皇家规定入仕的才子要到外省做官，而这些官吏家属也随往定居的缘故，种族开始有些混合，使省与省之间的区别有所减小。然而，总的倾向依旧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北方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人基本上是商人。在所有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建立自己的朝代的盗匪中，没有一个ฐ是江南人。吃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人才可以，这是一贯的传统。事实上，除了唐与后周两ä代创业帝王来自甘肃东北，于是颇็有土耳其血统之嫌以外，所有伟大王朝的创业者都来自一个相当狭窄的山区，即陇海铁路周围，包括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安徽北部。如果我们以陇海铁路的某一点为ฦ中心画一个方圆若干里的圆圈，并不是没有可能，圈内就是那些帝王们的出生地。汉朝的创业帝王来自徐州的沛县，晋室始祖来自河南，宋室来自河北南部的涿ຕ县1，明太祖朱洪武则来自安徽凤阳。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这部林语堂的成名作兼代表作《中国人》全译本，系首次在国内翻译、出版。
大体上，中国学者有三条造就天才的途径：真正的学术研究，科举仕途，还有经籍意义上的文学。我们可以照此把中国的读书人分为三种类型：学者、贵族和作家。培养学者和举子是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故而人们很早就需要作出抉择。曾经有一个ฐ举人，或称第二级候补官员，居然从未听说过作为儒学十三经之一的《公羊传》。也有不少卓有学识的学者一辈子都写不出一篇“八股文”，去通过科举考试。
但是，古代中国学术的精神是值得赞美的。学者中的优秀者，能够与西方的科学家相媲美。他们同样执著地献身于学术研究，含辛茹苦，尽管常常缺乏科学的技巧，他们的著作也常常不乏西方人那样明晰晓畅ม的文体和缜密无懈的推理。在古代中国，做学问意味着艰苦卓绝的努力，要阅读大量的书籍，且需具备一个几乎超人的记忆力，因而只有终身致力于学业，才有成功的可能。有些学者能够从头至尾背诵洋洋大观的司马迁的《史记》。因为没有任何索引系统，人们就不得不依靠自己记忆的贮藏量。事实上，容易在任何百科全书中ณ找到出处的学问往往是被人看不起的，好的学者是不需要百科全书的。我们有不少这样有血有肉的百科全书。如果真的需要查考出处，他们也毕竟不太在乎花费一时半刻，或者一天的光阴。英国贵族常常为猎取一只狐狸而忙乎一整天，兴致丝毫不减，中国的文人学士也以同样的兴致去“追踪”自己的猎物。结果发现了与猎物毫不相干的东西时，他们也是同样扫兴，而迫踪狐狸到了它的巢穴时，他们又是同样振奋。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中ณ国的学者才会单枪匹马地创造出不朽的巨著。比如马端临ภ的《文献通考》，郑樵的《通志》，以及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和段玉裁é的《说文解字注》。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研究文化地理学的时候，时常随身携带三车书籍出游，一旦发现史籍与事实不符，或与老人们的叙述有出入，他会当即在文献上加以更正。
这种对知识孜孜不倦的探求，在精神上毫不逊色于西方科学家的工作。中国的学问中有不少领ๆ域可资苦攻和有条有理的研究。比方有说文、音韵史、古籍校勘、古籍整理，以及古代礼仪、习俗、典礼、房屋装饰和习惯的研究，还有经籍中鸟兽虫鱼之名的查证核实，铜器、石雕、甲骨上的文字研究，以及元史中ณ异族名字的考据等等。另一些人则ท醉心于研究儒家以外的先秦诸子百家，或者元杂剧、《易经》、宋代理学、中国绘画史、古币、中国的突厥语和蒙语等等，这一切都与师承和时尚等大有关联。在清代中叶，中国的文学研究达到鼎盛时期，成果收入《皇清经解》和《续皇清经解》，有400种，共1้000余册，包含某些对特别ี专门的学科和课题进行研究的文章。这些论著在本质和精神上，都与现代大学的博士论文极为ฦ相似。不过在学术上更为成熟，花费的时间也更长。据我所知，其中ณ有一部作品竟花费了作者30年的光阴。
学府
但是，真正的科学家总是为ฦ数不多，西方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正如美国有不少ph。d一样，我们有不少官场上的候补官员，他们需要一个职位来获取生活之ใ资和他人的尊敬。也许中国的候补官员比美国的哲学博士给社会带来的祸ຖ害更为严重。他们都通过了一场考试，这就意味着他们要用自己平庸的智力完成相当的劳作；他们也都是纯粹出于商业上的原因来争取某种资格；他们都获得了一种教育，教给他们如何与书本打交道，如何出卖自己别无他用的知识。
然而，中ณ国的哲学博士有更明确的官僚资格。他们之中ณ不乏真正的天才，他们获得这些学位，并不是出于什么世俗的原因，而仅仅出于兴趣；他们爬得很高，达到了科学的最高一级，晋升了进士或翰林。他们都能出任地方官吏或留做京官。大部分人则很体面地成为最初两ä级的秀才和举人。还有许多人连秀才都捞不到，则被称为ฦ“童生”或“诸生”。有不少这样的“童生”受官府或地方基金的供养，云集四乡，就像失业者一样。
在这最初两级学衔的以及毫无学衔的人里，学识较好的一些人成为ฦ教书先生，较差者则ท成为乡绅。他们是业余的律师，以包揽诉讼为业，常与衙门相互勾结，或者垄断ษ税收，与当地豪门串通一气。他们能ม死记硬背《五经》，大部分人还可以背出朱熹的官方注解。在他们看来这是孔学真理之唯一正确的解释。除此之外，他们在学术上毫无所知。他们写不出漂亮的诗篇，他们为科举ะ考试而作的准备局限性太大，他们学的八股文又是如此死板，他们根本不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新า闻报导或者一张简单的涉及极其庸俗的商品名称的商业短笺，这一点他们不如熟ງ练的生意人，后者轻而易举地超出了这些读书人。不过，这些人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有阶级觉悟、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下面，我引用顾炎武写于清初的一段论述“生员”的文章：
〖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所以教之ใ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ฦ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然器讼遗顽，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计，则保身家之生员，殆有三十五万人，此与设科之初意悖，而非国家之益也。……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ฦ缘，甚有自身为胥吏者，生员也；宫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得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日是杀士也，坑儒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偏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蠢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ใ，皆此之繇也。……〗
顾的这篇文章，写于这种罪恶昭然若揭的时期，不过这些学士、硕士以及受过教育的游民的寄生虫本质，都代代相传至今，未始有任何变易，他们在今天被称作“大学毕业生”。
当然，他们也并非都是这样的恶棍。每个ฐ城镇、乡村里总有几位善良、隐居、俭朴、知足常乐的读书人，他们属于被压迫阶级而非压迫阶级，因为他们选择了君子固穷的道路。偶尔一个城镇里也会有几位道德高尚的学者，他们故意避免应试，埋头于学术之中。学术著作常可朔望出于这些学者，以及那些较为聪明和成功的候补官员之手。
就整体而言，旧式文人无论如何要比现代大学毕业生正统得多。他们对世界地理的知识可能不太可靠，但在性格的陶冶和举止的修饰上都比较地道。无论是旧式的还是现代的教育体制，都傻乎ๆ乎地相信可以用一系列考试来测量一个人的知识，并深受这样一个愚蠢信条之ใ苦。考试本身有其机械的本质，它强调知识的贮存而不是发展批判思维的能力。批判思维的能力是不能ม简单地打上75分或95๓分的，而古罗马与迦太基之ใ间三次战争的日期却是可以打分的。并且，大学里任何一项考试都必走是这样一种性质：在考前一星期通知学生，学生便可以作好准备，否则ท大家都通不过，而任何靠一星期死记硬背得来的知识，也很容易在同样短的时间内遗忘殆尽。能够杜绝学生死记硬背的考试体系至今尚未设计出来，而现行体制ๆ的受害者只是那些教授，因为他们由此而相信学生真的领ๆ会了所学的课程。
旧ງ的学府制度无论是乡塾还是书院，比起现在的大学制度有着明显的优越性。道理很简单，除了极具偶然性的科举ะ考试之外，旧式学府制度从不依赖“学分”和“分数”。它是一种导师制，先生确切地知道学生已经读了些什么，什么还没读，师生关系十分紧密和睦。没人升级，也从来没人“毕业”，也没人为文凭而读，因为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最重要的是没有人会被迫去计算时间，被迫等待学习最差的同学赶上来。没有人会被要求在某一个星期二上午读三页ษ经济学，又到某页的第二段为止；他如果有兴趣，尽可以读完这一章。他要是真的感兴趣，准会这么做的。总括一句，以前没人相信，或企图使他人相信，通过心理学、宗教、推销术和英国宪法等课程“学分”的积累，就可以培养出一位受过教育的人。同样，以前也没人相信，或企图使别人相信，你可以通过要求一个ฐ人“阐释”莎士比亚的一个段落，问他《奥赛罗》的出版日期，或者提问有关伊丽莎白时代的习惯用语来“测试”他对莎士比亚的欣赏程度。大学教育给人带来的唯一后果是使他永远厌恶伊丽莎白时代的习惯用语和集注本上的各种解释，以至在自己的一生中都将永远避莎士比亚唯恐不及，仿佛躲避毒药一般。
散文
中国古典文学中，真正优秀的散文并不多见。这个观点听起来也许太不公平，需要解释阐明一下。有不少散文绮丽夸饰，独具一格，价值极高。还有一些散文像诗一般，声韵节拍安排妥帖，显然可以吟唱。事实上，无论在学堂还是在家里，通常所谓散文的朗读实际就是吟唱。英语中是找不出一个确切的词语来描述这种朗读方แ式的；所谓“吟唱”，就是高声朗读诗作，带上一种抑扬顿挫的夸张语调，不是照着一种固定的声调语调，而是在总的调式中ณ，又多少依据各个元音的调值不同来决定吟唱方式。这有点类似圣公会教长颂读“日课”那样，但每个音节却要拖得更长一些。
这种诗一般的散文在公元五六世纪发展到极坏的地步，与绮丽ษ夸饰的散文融为一体。它直承于“赋”这种夸张的用于朝廷祝歌颂โ词的文体，其不自然有如宫体诗，其笨拙有如俄国芭蕾。这种绔丽的散文，四个音节和六个音节骈偶交织——又称“四六文”或“骈体”——只能出现在一种死的语言或经过高度雕琢的语言中ณ，与时代生活的现实完全隔绝。但是，无论骈文、诗化散文还是什么เ夸饰的散文都不是优秀的散文。它们可能被称为优秀的散文，但那是因为沿用了一个ฐ错误的文学标准所致。笔者意下之ใ所谓优秀散文，须具备围炉闲谈的气氛和节奏，有如伟大的小说家笛福、斯威夫特和包斯威แ尔1的文笔。而这种散文只能用一种有生命力的而非人工雕琢的语言来完成。极其优秀的散文可见于小说这种用白话写成的非正统文学里，不过，我们这儿讲正统文学，故而先不谈小说。
『1包斯ั威尔，英格兰作家，律师。』
文言的使用会使文章具有一种极为干练的风格，故不可能成为ฦ优秀的散文。优秀的散文首先必须ี能够反映日常生活，文言则不称此职。其次，优秀的散文需要有足够的篇幅来充分显示其叙述才能，而文言则往往倾向于惜墨如金，经典作品讲究浓缩、字斟句酌、纯净和反复组织。优秀的散文不应该讲求典雅，而古典散文却以典雅为唯一旨趣。优秀的散文是自然地大踏步向前，古典散文则是备受束缚，用裹着的小脚๐走路，且步步都要走得有艺术性。优秀的散文或许需要1้万至3万的词语来全面描写一个人物，比如利ำ顿。斯特雷奇或甘梅利ำ尔。布雷德福的肖像描写，中国的传记肖像描写则被限制在200到500字左右。优秀散文的结构不一定要过于均衡对称，而骄文却恰恰讲究对称。
更有甚者，优秀的散文应该是随便的、谈话式的，陈述个人看法的，而中国文学艺术的特点则在于将个人感情隐藏起来，代之以无个性的外表。我们也许会以为侯朝宗给情人李香君立传至少得用上5000字的白描，但实际上《李姬ภ传》只用了395字，他仿佛在略๓述几句邻家老姻的美德善行，由于这样一个ฐ传统，后人要研究过去人们的生活状况，只能在三四百字间揣摩，而见其大概了。
实际情形是，文言极不适合于讨论或叙述事实，这就是小说家不得不凭借白话来进行创作的原因。约写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左传》仍有描写战争的能力。中ณ国散文大家司马迁的语言尚与当时的语言十分接近，敢于掺入一些后世学人讥为ฦ“粗俗”的词语，他的语言雄浑有力，为后世文言作家所难匹敌。后来的王充也能写得一手好散文，困为他或多或少在表现自己的思想，反对“典雅绮丽”的文风。然而，此后优秀的散文几乎不可能ม有了。文言变得精炼和讲究，比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此文是他自己的肖像，只用了12๐5个汉字，被认为是创作典范：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ງ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次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眠，曾不吝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根据我们的定义，这是雅致的散文，而不是优秀的散文，这是死的语言的明证。假定一个ฐ人被迫只能ม阅读这种散文——肖像描写极其模糊，事实的叙述则轻描淡写——那ว么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