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现代经济的人都知道，在他们看来，胡景岩等人的逻辑简直荒唐。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还有什么希望？在这两个产业上取得优势是一国，机电行业和高新，拼命地向外商赠送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使民族产业在本国领土上，非得外商掌握了中国的所有产业、占有了中国工业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全部ຖ，才能谈什么“外资垄断”！
而在这样的外商投资大潮面前，有关部门不仅丧失了起码的警惕，而且滑向了甘当外商中国代理人的歧路。这两个产业的，外商掌握了中国的现代产业、占有了中国工业的三，这还都不算“外资垄断”，以此来帮助外商消灭中ณ国的民族产业。
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可比因素：汇率因素会压低它的进出口依存度，那年美国有巨เ额对外贸易á；而中国则ท有大量贸易顺差，汇率因素า会抬高它的进出口依存度。中ณ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仍然过，但是即使把汇率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日本19๗9๗6年有巨เ额贸易顺差，按理说那年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应当是过高的，这应当会高估日本的进出口依存度。但是按当年1美元兑换108๖89日元的平均汇率计算，那年日本的进口依存度为76％，出口依存度为ฦ89％，进出口依存度总共不过165％，仍然低于中国一半多。而且日本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都比中国小得多，进出口依存度本来应当比中国高。
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其它条件不变，国家越大进出口依存度越小。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在1951－19๗96年，城市国家新加坡的年平均进出口依存度过130％，小国韩国的进出口依存度过3๑0％，而大国美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一般都在20％以下。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๔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
以上种种措施ๅ的目的都是：尽可能堵死公有财产代管人损公肥私的一切门路。只有堵死了这些门路，公有财产代管人才会为公有财产的增值而努力工作，整个经济也才会有效率。
禁止公有财产代管人及其最亲密的亲属子女和配偶开设私人企业或以私人财产、私人劳务参与私营企业经营，不准他们从私营企业领ๆ取任何个人收入；
这样，真正的个ฐ人自由不仅要求个ฐ人之ใ间在权利上的平等，而且要求实行某种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要求达到某种必要限度的财富和收入的平等，以便避免个人由于经济环境所迫而不得不“自由á地”签订卖身为奴的契约。
即使不谈这些历史上的经验事实，个ฐ人自愿签订卖身为奴的契约这一可能性仍然会使自由主义แ者们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允许个人自由签订这种契约虽然可以维护契约自由，但是它将导致许多个人最终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失去个人自由；如果不准个人签订和履行这种契约，则虽然可以避免出现丧失了个人自由的奴隶，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剥ຓ夺了人们的一项重要的自由——订契约的自由。不管实行哪一种作法，都无法实现完全的个人自由，都会有某一些人失去某些方面的自由。
其实，本书的作者与那些流行的经济思潮争论的核心，在于应不应当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ำ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上，在于应不应当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上。笔者从来就以反对让少数人这样暴富而著称，也早ຉ就因此而受到自诩的“改革者”们的围攻。早ຉ在15年前，当笔者还在攻读博士学位时，笔者就因为ฦ其强硬而富于批判性的观点而被同学们戏称为“左ุ派”。当时我心里很清楚，人们正在把“反左”变成一种新的政治潮流，努力营造一种“谈左色变”的空气：“是否坚持改革开放”很快就会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标准，“反对改革开放”将变为新的政治帽子，新的政治投机家们将会抡起“反对改革开放”的大棒来打击一切持异议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毫不在意地欣然接受了这个“左派”称号，而且以独享这个称号为荣。在我看来，能ม够与时髦的潮流相对抗而坚持自己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观点，这至少在人格上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形象地说，本书就象是这样一本医书，它的目的是指出，人头上长的癞疮疤对人有害。至于谁的头上长了这种癞疮疤，阿q头上长没长过癞疮疤、什么时候长过癞疮疤，都不在这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某个人头上到底长没长癞疮疤，他自然自己心里明白，用不着在讲癞疮疤害处的书里多说。
综上所述，如果考虑到เ具体的背景环境，就可以用4种不同的原因解释“国有资本占企业总股本的百分比越高产出就越低”这一统计结论。这4๒种不同的解释都能自圆其说，但是却有着根本对立的含义：第一种解释认定国有成分越高效率必然越低，后3种解释却认为，正是不新办国有企业和私有化政策降低了国有企业的效率。
到底哪种解释真正合乎实际情况？可能这4种解释各自说明了实际中存在的某个原因。无论如何，对这一问题的正确回答先必须依据郎咸平式的个ฐ案分析，甚至需要比郎咸平更详尽的个案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适当的归纳。仅此一例即可说明，郎咸平式的个案分析远比陈志武式的“大样本统计分析”可靠。
错误的基本思路
还有两类更严重的逻辑错误，也是在由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推论必须私有化时所最容易犯的。
第一类错误是，由国有企业效率低于私营企业这一点，直接得出应当将国有企业都私有化的结论。对于象我们中国这样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即使国有企业真的总体上效率低于私营企业，也并不能由此得出将国有企业都私有化的结论。因为国有企业的存在至少还应服务于另一个目的：改善最下层的劳动人民的待遇。
直到现在为止，中国私营企业职工待遇之差，仍然在世界上屈一指：没有休息日地每日工作十几小时，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工作场所事故伤亡率奇高，不过换来每月几百元的微薄收入。私营企业如此对待工ื人，为的是获得企业的高效益：低工资降低了劳动成本，增高了企业的利润率；就是长的劳动时间，也使计量回归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大提高：在中国的条件下，能够获得的精确的劳动投入数据只能是职工数，而同量工人数下每人较多的劳动提高了有效的劳动投入。
直到เ这一次的普遍改制之前，国有企业的职工待遇明显地好于一般的私营企业：不仅工作时间较短，劳动条件较好，而且即使按月工ื资不高于私营企业工人，按实际付出的每单位劳动计算的工资也肯定高于私营企业职工。但是比较好的职工待遇同时就意味着比较差的经济效益：较高的效率工资提高了成本，降低了企业的利润；较短的劳动时间减少了同量工人下的有效劳动投入，降低了计量回归中的全要素生产率。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还是简单地减员增效，都可以增加企业的利润，提高计量回归中ณ的生产率，但是它同时也必然带来原国有企业职工境况的绝对下降。理论上说，如果能把国有企业职工的待遇降到与私营企业一样，国有企业也可能与私营企业有一样的效率。最近几年煤炭等行业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降低国有企业职工的待遇。
但是中国这种落后国家的展，必须ี随之以职工ื待遇的相应提高。我们的目的，不应是将国有企业职工的待遇降到与私营企业一样，而应当是将私营企业职工的待遇逐步提高到เ国有企业职工的水平。为ฦ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就不应当将全部ຖ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应当改善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同时以各种劳工保护立法和司法来强制ๆ私营企业提高职工ื待遇，以便以国有企业作领头，逐步提高全体职工的劳动报酬和待遇。
总之ใ一句话：即便私营企业真比国有企业有效率，在这种效率来自于对工人更严å厉压榨的限度内，国有企业也不应当追求这种效率，更不应当以私有化来向这样的效率靠近。
推论必须私有化时的第二类严å重错误是无视至今为止的国有企业大都没有实行完善的经营制度。正如林毅夫教授所指出的，到现在为止，各国的国有企业大多担负有政府给予的政策性任务，同时也享有没有固定规则的补贴和特权；更致命的是，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实行过有效的职业经理人经营制ๆ度。这都是国有企业经营制度上的不完善。
这种不完善并不奇怪，因为工业化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总的说来出现得远远晚于私营企业，而各类私营企业早都展出了完善的经营制度。私营企业经营制度的完善可能已经达到了无法再创新的程度：看看苏联东欧的“转轨”和中国的经济改革就知道，他们不过是在照搬西方的企业制度甚至恢复19世纪流行的企业形式，西方的“人民资本主义”试验也没有展出什么特别的企业形式。将已๐经有这样完善的制度的企业与制度尚不完善的国有企业相比较，本身就不是科学的比较方法。
许多人都会质疑本人所说的“完善的国有企业制度”是否可能存在。对这种制ๆ度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林毅夫教授曾经作过很好的概括，而本人则对其具体的操作细节作过详细的论证。这里由于篇幅所限，对此不能再作展开论述。任何人如果不带先入之见地仔细研究过我的方案的话，都应当承认它是切实可行的。我至今从那ว些否定我的方案的人那里只听到“根本不行”之类的空话，没有听到什么有理有据的认真反驳。
这种“完善的国有企业制度”也绝不是不可能ม实行的。林毅夫教授偏爱反复援引的新加坡国有企业就比较接近这样的企业制度。它正是由á职业经理人信托经营的典型。有很多的统计分析表明，新加坡的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并不比同行业、同等规模的私营企业差。
用“人对自己的财产更关心”来论证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简直是文不对题。如果私营企业仅仅使用经营者自己的资金，这样的私营企业经营者当然比国有企业经营者有更强的搞好经营的动力；不仅如此，我还坚信这样的私营企业经营者也比大多数私营股份企业的经营者有更强的搞好经营的动力。可惜的是，现在的世界上有太多的需要大量使用他人资金进行经营的企业，而在任何必须由这样的企业进行经营的地方，国有企业都可能达到与私营企业同等的效率。
因此，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要回答的问题，不是私营企业一般地是否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而是国有企业是否可以在某些国家某些行业有不低于私营企业的效率。在新加坡的有关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有相同效率的数据分析中，私营企业所取的样本就只限于与国有企业同一行业、同等规模的范围。
陈志武教授可能会说，这样的研究没有在“国际一流经济学杂志”表过，因而不可信。我对此的回答很简单：我早ຉ就听说您是许多“国际一流经济学杂志”的审稿人，有您这样认为私营企业先天优于国有企业的人作审稿人，证明新加坡国有企业效率高的稿子恐怕永远也休想表。
即便根据陈志武教授最近的那篇文章，法国的国有企业也一直在整个ฐ经济中占着很高的比重。陈教授的这篇文章对法国的国有企业再没作过进一步的论述。其实一向极右的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倒对法国的国有企业有一个极好的评价：在法国这样具有家族主义แ和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由于人际信任度低，私人兴办的使用先进技术的大企业展乏力，国家为了展大企业占统治地位的行业只能兴办国有企业。法国的国情太象中国。我倒想问问陈志武教授，您对法国的国有企业作过哪些研究，有什么เ独到的想法和高见？
这样按行业、国家和文化来分别进行分析，就把我们又引回了郎咸平式的个案分析。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郎咸平式的个案分析优于陈志武教授所钟爱的“大样本研究”。
其实，如果一个国家足够大，则这个国家的总体统计数字本身就足够当作一个大样本。2๐0世纪90年代初期德国和俄罗斯的私有化，都既ຂ是很大的大个案，也是足够大的大样本。这两个地方的私有化已经几乎毁灭了它们的整个工业。特别ี是伴随着俄罗斯的私有化的是整个国家经济的急剧ຕ下降，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到私有化之前的生产水平。几乎没有哪个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全盘私有化之后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于私有化之前。正如匿名的网友指出的，这些足够大的大个案和大样本，已经足以宣告全盘私有化政策的失败。
可笑的是，面对私有化政策如此巨เ大的失败，陈志武教授在最近的文章中还宣称，2๐0世纪上半期苏联东欧等国的公有化是一场灾难性的试验，“那次实验从整体上失败了”。其实，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实行公有制经济的年代中，这些国家的增长率并不低于欧美达的私有制国家，某些原来落后的国家如前苏联还在增长率上远远高于欧美达的私有制国家。它们当时的落后是由于这些国家原来就落后。在那个年代，世界上增长率高于苏联东欧国家的只有东亚的少数国家，而这些高增长的东亚国家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新加坡就是典型的例子。全盘私有化几乎ๆ没有提高前苏联和东欧任何一个ฐ国家的增长率，俄罗斯等国甚至出现了人类历史上都罕见的经济大倒退。
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难道我们不应当说：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公有制实验在整体上是成功的，而它们在20世纪9๗0年代的全盘私有化才是一场已经整体上失败的灾难性实验吗？正因为如此，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最近才一再告诫我们：不要象我们十几年前那样，陷入“私有化浪漫主义”！而陈志武教授在如此明显的事实面前却作出了根本颠倒黑白的结论。
在他最近那篇文章中，陈志武教授还使用了一种更奇怪的论证方式：“如果产权不相关，为什么过去这些年里有12๐0多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国营企业私有化？难道他们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这是典型的“存在既合理”的论证手法。我们马上就可以用同样的思维方式反驳陈志武教授：这120多个国家的国营企业又从何而来？难道不是它们的政府过去兴办的吗？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过去都要兴办国有企业？难道当时它们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如果以许多国家都作来简单地论证各国政府实行私有化的必然性，那我们也可以同样论证兴办国有企业也有其必然性。
客观的回答只能是，当代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导向也有潮流：有一个ฐ时期时兴兴办国有企业，另一个时期则时兴私有化，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也。可是陈志武教授只肯定私有化潮流有其必然性，却把国有化潮流看作已经整体上失败的灾难性实验，这不能ม说是出于客观的科学态度，而只能说是出于某种主ว观上的偏爱。
“经济学人”的主观偏爱
陈志武教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偏爱？是什么使陈志武教授在明显的事实面前还作出如此颠倒黑白的结论？第一个可能的回答是他有某些先入之见，因为陈志武教授现在毕竟还先是一位学者。他在最近的那ว篇文章中说，国有企业是一种“非自然的状态”，“‘民营’不仅天经地义，而且是自古人类最自然的谋生方式”他这里说的“民营”，显然是“企业私有”之意。这种张口就说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不自然”的，并据此来评判事物的思维方式，使我一下子就回忆起2๐0世纪80年代初的那ว一类“愤青”：他们当时就是以此来论证应当实行全面的私有化。
还在当时，我就对这些“愤青”们说：这种对于“自然”的和“不自然”的东西的谈论，本身就是18世纪的思维方式，当时西欧的人迷信“自然法”，追求建立“自然秩序”。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ณ，就充斥着有关“自然价格”之类概念的讨论。
当然，18世纪以致更古的先哲们确实给我们留แ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财富，但是他们也有许多误导人的论断。《国富论》第五篇第一章中就对股份公司这种产业组织作出了消极的评论，甚至说“最终它们全无例外地或成为累็赘或成为无用”，其口气与陈志武教授最近批评国有企业的笔法几乎一样。斯ั密对股份公司的这种否定态度显然是错误的，证据就是现代的股份公司已๐经成了最近一百多年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与对股份公司的否定一样，对“自然”的与“不自然”的东西的谈论，不仅在思维方式上已๐经过时，更重要的是它扰乱了思想，妨碍我们从正确的角度考虑问题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不过，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使我从根本上怀疑陈志武教授能否公正客观地思考有关“全球化”和“私有化”之类的问题。
事情要从今年春天谈起。当时我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的一篇文章，其中ณ大肆宣扬“开放的全球化”之妙。本人一向疏于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在这方面孤陋寡闻，不知这陈志武教授是何许人也，学术上有何分量。但是本人有一个从不迷信任何权威的禀性，因此早ຉ在十几年前就能作出正确的预见，知道有一些“国际著名经济学者”也同样会提出有害之ใ极的经济政策主张。我当时就认定陈志武鼓吹的那ว种“全球化”对中国极其有害，而且基于多年的社ุ会经验，我感觉到陈志武那种强词夺理的鼓吹后面似乎隐藏着某些个人利益的动机。
不久之后，我就从别的“国际金融学界人士”那里得知，这位陈志武教授同时还开设了私人的小金融公司，在一边作学问一边作买卖。在我的印象中ณ，这种“金融买卖”无非就是象顾雏军干的那样，炒买炒卖企业而已。后来证实，陈志武教授是ａluenginie公司的创办人和第二大股东，zeｂrａ对冲基金公司的三大股东之一。于是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不再把陈志武教授有关经济全球化和私有化的任何言论视为严肃的学术论述，而把它们都看作为使自己赚大钱所作的辩护和政策呼吁。
我猜测陈志武教授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有绿卡是肯定的，他的公司和基金也是在外国、很可能ม是在美国注册的。强调这一点不是为ฦ了象周其人对郎咸平所作的那ว样，以他“不是中国人”为由否定他在中国国有资产问题上言的权利，而是强调，如果陈志武教授入了美国国籍并将其公司和基金在外国注册，他和它们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外国人”和“外国企业”；如果中国政府不实行“彻底开放”的对外经济政策，则这种“外国人”和“外国企业”在中国经营各种金融业务就会受到诸多的限制，就会丧失许多赚钱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志武教授强词夺理地盛赞“全球化”的好处，劝诱中国政府奉行“彻底开放的全球化政策”，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主张大规模的私有化也是同样道理。大规模地出售甚至白送国有企业不仅使许多“企业家”和官员一夜暴富，也给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特别是“金融学家”了无限商机。这些“经济学者”们致富的渠道多种多样，从自己亲自进行金融买卖到通过作咨询而收各种中间性费用，不一而足。刘小玄教授的丈夫李实教授曾经长期住在英国从事合作研究，他就亲口对我说过：真正从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中了财的是那ว些作经济咨询的，因为他们可以为那ว些想购买原国有企业股票的公众“咨询服务”并收取巨เ额的“咨询费”。
私有化运动也同样可以使中国的“经济学人”大横财。最近两年在许多媒体上就频频出现一位名叫郑培敏的先生，他到处宣扬mＢo的“好处”，不断地“政府允许国有企业实行mＢo”的信息，并极力鼓吹对国有企业实行mＢo。我们所的同事就对大家说过，这个郑培民开了一个什么“荣正”咨询公司，就专门给那些国有企业老总们mＢo咨询服务。他为什么要在媒体上鼓吹对国有企业实行mＢo，原因不言自明。至于为各种企业老总说好话、唱赞歌而获得巨额的演讲费，那更是大家都司空见惯的公开的秘密。
在这样的环境下，陈志武教授要把他的公司和基金的业务扩展到中国，是顺理成章的事。从他积极从事金融业务本身这一点来看，他鼓吹私有化也不仅仅是说说而已。想必陈志武教授已经筹划好了如何对中ณ国的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金融并购和重组了。看来他不仅是要为“中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说话，只怕是他自己就要作“中ณ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哩！
不过，我要劝公众不要对陈志武教授作金融并购的业务抱太大的成功期望。就在不多几年前，有一位著名的金融学专家因为他作出的解释某种金融业务的模型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此人也如陈志武教授一样学以致用，同时创立并经营着一个长期投资的基金公司。但是就在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前后，他投资的那个公司就在俄罗斯金融危机引起的风潮中倒闭。这已成为经济学界最大的笑话。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尚且如此，其它人又能ม好到哪里呢！我但愿陈志武教授不会给我们再添这一类的笑料。
附带说一声：我很赞成陈平教授的论点，认为那ว位诺贝尔奖得主之所以吃亏，是因为他没想到他模型中的方差之ใ类的参数不是一种“自然的”东西，它会突然生变化。这也是陈志武教授的那种“大样本分析”的致命弱点。如果他不及早改换门厅，学一点郎咸平先生的那种个案分析，只怕早晚也会重蹈他那位诺贝尔奖得主前辈的覆辙。
因此本人也理解了陈志武教授为什么对鼓吹私有化政策如此不遗余力。特别是在中国，大财的最佳途径是与政府官员结合，取得种种的政策优惠；要作稳赚不赔的生意，必须要取得政府政策的配合。这就需要政府的政策随着自己的生意需要转。由于陈志武教授已到了在商言商的地位，这样作也有其不得已之处。只是在这样的地位上写出的与自己的生意有关的作品，恐怕不能ม再算作客观公正的学术讨论了吧！
陈志武教授最近的文章中还谈到，盛宣怀在1870年代论及煤铁、矿务、航运企业的创น建时称，此等企业“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看陈志武教授的文章，他应当是很赞成盛宣怀的这一观点的。盛宣怀竟成了陈志武教授的前辈，这不能不使我感慨万分。
盛宣怀以文人幕僚出身，后来成了清末办洋务的重镇，研究经济史的同行说他没少乘机为自己捞好处，所以被视为典型的“大买办”。他由于筹划川汉、粤汉铁ກ路的“金融重组”，对激四川ษ的“保路运动”和后来的辛亥革命负有直接的责任，以致辛亥革命时对他“国人皆曰可杀”，他也不得不暂时逃到เ日本去躲避了一阵子。以他为同党的人，又想干什么呢？难道他们不知道，依靠官场政治权术来搞经济的人，最后难免败在政治上？
据说陈志武教授是好几个“国际一流经济学杂志”的匿名审稿人。光凭他的这一地位，我相信中ณ国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中就不会有第二个人敢于象我这样对他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对我来说，这样作所带来的损失，绝不可能ม大过作出了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而却得不上奖。在我看来，与把真相告诉全国人民相比，与全中国人民的利益相比，这并不是什么大损失。
05、必须禁止原经营者收购公有企业
最近几天，中央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布了一些新的指导性规定，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国资委的下属单位还表了权威แ性的文章，对最近几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作了系统总结。在这些规定和文章中，已经明确表示国有大企业不适于搞mＢo，不提倡让企业的原经营者收购国有企业；在其它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不准对企业经营不善负有直接责任者购买国有企业。
我在7年多以前表的文章中，就明确提出：“原则上不应当允许公有企业的原经营者购买该企业的大部分所有权，特别要禁止经营不善亏损或没有盈利的企业的原经营者购买该企业的所有权。”而最近几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严å重问题进一步教育了我，使我现在坚定地认为，必须坚决禁止原经营者收购公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连收购都禁止，当然更不能将公有企业白送给其原经营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杨斌早就提出，必须ี禁止国有企业的领ๆ导收购其企业，不能让他们成为其原来经营的企业的所有者。我和杨帆、韩德强最近还上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求立即停止对国有企业的一切经营层收购。所有这些行动表达的都是同一个主张：应当宣布原公有企业的经营者变为其企业的所有者是非法的。
最近几年的国有企业改制在许多地方变成了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让“经营者持大股”，打着的旗号就是“原经营者收购国有企业”。为这样作辩护的人说，这样作可以“提高经营效率”。其实，这样作不仅不能提高企业的效率，反而会使少数特权人物大量侵吞国有财产。
只要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明白，让原经营者收购公有企业必然会使他们轻而易举地侵吞大量公有财产。现在一般人都承认，企业的经营者比其它人更清楚本企业的实际情况，上级主管部门的官员更不如他们清楚企业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原经营者收购的企业状况好，原来的经营者必定会对一切人封锁有关企业真实情况的信息，逼着其它竞购人降低对该企业的竞价，最后逼迫所有者将实际上很好的企业廉价卖给他；如果允许原经营者收购的是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则原来的经营者也会利用其对企业的掌控和独享的信息，先把好企业弄亏损，然后以企业状况不好为由逼所有者将企业低价卖出甚至白送。总之一句话，不管允许原经营者收购的是好企业还是坏企业，原经营者都可以利ำ用其信息上的优势上下其手，大横财，而损失的是公有财产，吃亏的是国家、广大公众和企业的职工ื。各地改制中出现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现象，都证明了上边所说的论点。
基于以上原因，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就只能根本禁止原经营者收购公有企业。
有人说，这样就会使公有企业的领导没有积极性，“不配合”当前的公有企业产权改革。说这种话的人，实际上是要打着公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幌子，对原公有企业实行全盘的私有化，而这种私有化驾的是“三套车”：卖给原经营者，卖给“民营企业家”，卖给外国人这种卖在很大程度上是送。在他们看来，所谓“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只能ม在这3者中ณ选一。
而在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作法，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我和程恩富等10่教授已经表声明，指出这是一条根本错误的路线。在这条路线指导下，许多地方แ都在肆无忌惮地狂“卖”国有企业，而这种狂卖只能招至国有资产大贬值，国有资产在卖中大流失，就象过多的新股上市出售一定会使股价狂跌，使原有股东的财产大缩水一样。
正确的作法是先致力于建立有效率的公有财产经营机构，将它们展壮大成为强有力的机构性战略投资者，促使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大力提高经营效率。这些机构和公有企业的经营者是职业的经理人员，对他们应当按国际惯例，以高薪和股票期权作经营成功的报酬，而股票期权只应占企业总股权的极少数，并且绝对禁止向他们出售其经营的企业。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以实施原公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商谈与外商的合资和私人资本的参股，而这种合资和参股必须实行严格的以我为主。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讨论对现有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产权处置方案。总的来说，应当是大型企业坚持原来的国有或集体所有，进一步强化职业经理人员的责任制经营，同时认真推进职工的民主ว参与管理；而对小型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作所有制变更，但是所有制ๆ变更的选方案，既不是卖给私人，更不是“卖”给原经营者，而是改为职工集体持股，并由职工真正民主选举职工持股会的领ๆ导和企业经营者。对小企业这样作，是因为企业越小，单个职工ื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就越大，职工集体经营越容易。许多地方都有成功的经验，证明小企业真正有效率的经营方式是变为职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
06、不能ม靠白送公有企业来培养资本家
前些日子，在原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的浪潮中，出现了廉价出售中小企业产权的势头。某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不顾各方面的反对，强行以低得惊人的价格将公有企业的产权成批地出让给极少数个人或私营企业，甚至以罢官威胁不积极执行这一方针的人。一些人或明或暗地鼓吹向少数“企业家”白送公有企业，理由是这样就能提高效率，解决就业问题。这样作的结果也是某些人的主ว观目的，就是靠白送公有企业来培养少数的大资本家。
这是一种极坏的做法，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都会带来极其有害的后果。
这样作的最大害处，就是纯粹人为地制造出少数大富翁，加剧ຕ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而在二十年的经济改革之后，社会上已经普遍地出现了对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反感，人民群众到处在切齿痛骂腐败现象，政府分配财富和权利ำ的任何措施都已经成了社会上最敏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向少数人白送大笔财富，让他们一夜暴富成大资本家，这已经不再是违反社ุ会公平准则的问题，而是在恶化社会环境，制造阶级矛盾，为人民群众不满的大爆和社会的动乱创造条件。
白送公有企业会提高效率，解决就业问题吗？这是幻想。在市场经济中，出售和购买企业产权本来是常有的经营行为，在正常情况下，它是可以提高效率的。但是买卖企业产权会提高效率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市场经济的那种“正常情况”，而市场经济的正常情况是企业的原所有者总是想把自己的企业卖的贵一些，这恰恰是白送企业产权的对立面！正象可以白白得到的物品不会被人珍惜一样，可以白白得到的企业也不会被资本家珍惜。如果购入企业产权的代价高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只有确信购入企业后能够提高效率的人才购入企业，这样的企业产权转让将会提高效率；而在白送企业的情况下，不能提高效率、甚至会降低效率的人都会去“购买”企业，也势必会有一部分企业落入只能降低企业效率的人手中。事实也已经证明，许多靠白送而得到เ公有企业的人不过是想倒卖企业而已，这种炒卖企业的做法已经使许多原来还能ม正常经营的企业也陷于瘫痪，企业的效率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因此，靠白送公有企业来提高效率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神话。想靠白送公有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更是异想天开：在现在的公有企业人员过多的条件下，任何购入企业的资本家都会大量裁减员工，又哪里会解决谁的就业问题！如果说私营企业能够增加就业，那也是新开办的企业有这个作用。想靠私营企业增加就业，那就应该要求资本家拿出自己的钱来开办新的私营企业，而不应该靠白送公有企业来培殖资本家。
白送公有企业所直接造成的最大问题，是间接地剥夺了用来补偿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资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的职工都享有大量的社会保障；这使得我们这种国家在过渡到市场经济之后，国家仍然必须向这种企业的原有职工大量的养老金、医疗费用等社会保障，而国家可以用于这种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却又极度缺乏。最近一些地方试图以买断工龄的办法来减少政府未来的社会保障负担：政府按公有企业职工ื的工龄一次性地付给职工ื个人一笔钱，从此不再为该职工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即使实行这种做法，政府也恰恰是在目前需要大量的资金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本来应当尽可能地增加资金收入以用于职工的社会保障，而出售公有和集体所有制ๆ的企业本来是筹措资金以向这些企业的职工社会保障的一个非常正当的渠道。以这种方式筹措职工社ุ会保障资金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应当在未来向职工ื支付的社会保障金是原公有企业欠整个社会的最大债务，而偿还这笔债务的资金当然先应当来自这些企业，包括来自出售这些企业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白送公有企业，不仅是减少了政府可以用于公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资金收入，而且实际上侵占了本应用于原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基金，是将可以为公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资金白送给少数个人。白送公有企业产权的实质不仅是人为地制造企业原有职工社会福利ำ基金的流失，而且是让少数人靠剥夺原公有企业的职工而致富。
最可笑的是，有人在这个ฐ问题上竟援引德国在前东德地区实行私有化的例子，大肆渲染德国政府如何向私人资本家白送公有企业产权，以此来作为应当向少数人白送公有企业产权的证据。这些人所引的德国的做法不仅不能证明白送公有企业产权正确，反而恰恰说明了中ณ国绝不能走白送公有企业产权的道路。为了能ม够跑步进入资本主ว义，德国政府确实在前东德地区向私人资本家大量白送公有企业的产权；但是这样作的结果是少数私人资本家迅致富，国家却必须承担原公有企业员工的一切社会福利负担，而出售企业又没有给国家用于这方面的资金。德国政府靠在原西德地区提高企业和个人的社会保障缴费和税收来筹措东德地区的社会福利资金，以此来每年向东德地区输送1้千亿马克的财富，结果是搞得民怨沸腾，造成了至今为止日甚一日的对执政党的不满。而老百姓的这种不满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德国政府的这种做法等于将向人民大众收的税白送给少数资本家作他们的资本。德国的例子恰恰是向资本家白送企业失败的典型例证。德国原来是一个政府财源雄厚的高度达国家，这样一个ฐ国家尚且被这种政策搞得陷入困境；中国这样的政府财源极窄的穷国如果实行这种政策，将势必会被搞得民穷财尽。
那么，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是不是绝对不可以向个ฐ人白送公有企业产权呢？回答应当是：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是必须把这种白送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规模上；白送的不应当是企业的全部产权，而只应当是企业的部分股权；必须在极其严å格和公开的法律规制下进行这种送股；得到เ白送的股权的先和主要地应当是原来的企业职工ื，他们应当得到白送的股权的大多数，这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因为他们过去为这些企业的展作了贡献而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也可以向企业的领ๆ导、特别是已经作出了一定成绩的企业领导白送少数股权，但是这种股权只能占企业现有股权的极少数，其作用一方面是作为对企业领导成就报酬的一部分，更主要地是为了激励现任的企业领导努力地经营企业，因此不允许企业领导在离开企业之ใ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