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
坐下以后，好像多摁几下电梯就会来得快一些。
那个网站宣，不断用力地摁电梯的下行按钮，看见萧原正在等待另一部下行的电。当我搭电梯到，“都市报影响力：投票日期截至当。”
当我迫不及待地把水晶沙漏从包装盒里拿出来之后，还来不及欣赏它，我又现了一个秘密：在盒子里面，还有一个厚厚的信封。我看到他神色匆忙，萧原立即告诉我，“我有一个计划。投票规则是：所有网友均可自由投票，且每人每月只限投一票，但需记名并认真填写个。为防作弊，网站工作人员将根据投票者填写的资料随机回访。我就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足够，
在他向我描述那道裂缝时，于是问他楼盘的开商是谁。当他告诉我那个开商的名称时，我把它记在新闻线索记录本上。但我认为，他和我做的都是无用的功课，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记者在这条线索后面签上自己的姓名。
2．把崔哲喜欢的那些女影星海报从办公室的墙上撕下来，扔进了垃圾堆里。
在那场风暴开始之后，崔哲出场了。崔哲从来都没有服从过我的安排。但这一次不同，当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会跳出来的时候，他就跳出来了。也许他认为拳击比赛前的试探阶段已经结束了，所以他跳了出来，并且在萧原出手的时候也挥起了拳头。
我赶到会议室时，里面几乎已经座无虚席。那次会议是在本报最大的一间会议室里进行的，它最多能够容纳15o人。
田磊后来告诉我，事先谁也没有料到，那次宴会进行到最后的时候会陷入几乎无法收拾的尴尬境地。
他姓曹，但不叫老头（我估计不会有父母给孩子起这样一个名字）。在他没有被法庭定罪之前，为了避免侵犯他的权利，报道这件事的记者给他起了“曹老头”这个化名。后来一段时间里，这个名字从一个具体的人延伸到了一类人，报社记者们经常用它来指代那种年老的嫖客。
说实话，在观察“服务台”这个版面一段时间之后，我认为它并不算成功。在“收买人心”的宗旨和锦旗的刺激下，“群工组”的记者们开始相互攀比。有时候，他们的举手之劳也会占据较大的版面，他们还学会了在报道中进行自我表彰。
在报社里，“优秀记者”需要部门主任的提名，但“提及率”并不需要，它完全由读者投票产生，就像电视选秀节目中的观众短信投票一样。但是，想要让读者投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知道，读者一般不会去注意一篇报道的作者姓甚名谁，除非他们欣赏那篇报道并且想要了解它的作者。所以，如果一个记者想要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就得想办法搞到别人也想搞到却搞不到的东西。
我接听了这个电话，并且耐心地听完了于薇讲的这个故事。我承认，有那么一会儿，我被这对父女的故事打动了，我希望自己能够帮助这个可怜的女孩找到她失踪的父亲。
与接听读者来电相比，接待读者来访需要多付出一些劳动：搭电梯从17楼下到一楼。一般情况下，一楼保安在通知我们有读者来访之后，会把来访者安排在一楼大厅的一间接待室里等候。
3．找交警，打听事故责任的认定情况以及处理结果。
周自恒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在创刊前进行的一周培训期间，他向我们显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渊博的学识和敬业的姿态。当然，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有周自恒出众的口才和极强的煽动能力，他的讲话经常能让我们热血沸腾。他使我们相信，即将创办的《北方时报》将成为报业市场中的奇迹，而我们将是这个奇迹的缔造者之一。
这个问题很突兀。如果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会说崔哲是一个英明并且很有才华的管理者。但是我说过，我对萧原有一种奇怪的好感，这种好感压迫着我，使我不想对他说谎。另外，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我对崔哲抱有恶感，尽管我一直敢怒不敢言，却总是希望自己能有机会表达这种恶感。萧原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在他与崔哲生了那场“较量”之后，我认为他是一个安全的倾诉对象。
但报社最终录用了他。或许那些管理者欣赏他老成持重的样子，或许他与某个管理者有某种亲戚关系，或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不管怎样，萧原被报社录用了，并且在面试成功后的第四天出现在我面前。
在成为存车处看门人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的工作一成不变，但他原来所在的《北方日报》却生了一系列变化：它由一个报社变成了一个旗下拥有十报两刊的报业集团，其中包括《北方时报》。
我还看到了肖彤，她一直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当然，我还看到了那个被敲诈的市负责人和举报崔哲的那个市员工，他叫沈子方，《都市早报》那篇报道中的“小方”。他们将作为公诉机关的证人出场。
崔哲出庭了。与我想象的不同，他的样子很平静。他向旁听席上扫视了一圈。看到肖彤的时候，他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话，但他终于什么都没说。接着，他转过头去，目不斜视，在法警的押送下径直走向了被告席。
在短短的时间里，我想起了我与崔哲曾经的友情，想起了我们的争吵，想起了他后来的改变……这样的联想使我很伤感。
代表公诉机关出庭的是几个年轻人。他们中的一个先向法庭提交了一系列证据。根据那些证据，公诉人认为，崔哲应对至少五起敲诈案负责，涉案总金额53万元——依照案的时间顺序，第一笔是2万元，此后四笔分别是1o万元、16万元、15万元和1o万元。
接着，沈子方、市负责人和另外几个我不认识的男子作为公诉机关的证人，向法庭陈述了案时的一些细节。
证人陈述完毕，公诉人开始向崔哲提问：“请你说一下这53万元赃款的去向？”
“我已经跟警察说过了。”崔哲神情木然，声音空洞。
“你向法庭再说一遍。”公诉人大声说。
崔哲犹豫了一下，然后用背诵课文一样的语调说：“从市弄来的1o万元已经被警察追回。我的银行存款里有2万元，已经被冻结。另外15万元交给银行作为买房的付款。还有9万多分三次送给了我的总编辑周自恒，第一次3万元，第二次2万元，第三次……”
公诉人打断了崔哲的陈述，他提醒崔哲如果没有证据就不要指名道姓对他人横加指责，否则对方有权起诉他诽谤。
崔哲想了想，对公诉人说：“那你们就当这笔钱被我花了好了。”
公诉人有些恼怒，但他克制住了，继续提问：“还有17万去哪里了？”
“9万多用来填补一笔丢失的读者捐款……”
“为什么会丢失？”公诉人再一次打断了崔哲的陈述。
“我不小心丢了。”崔哲说。
“但是，”公诉人说，“根据我们的调查，事实是，这笔钱被人敲诈了。”
崔哲沉默。
“你为什么不愿意说自己被人敲诈了？”公诉人问道。
“因为我忘了。”崔哲面无表情。
崔哲冷酷的样子似乎激怒了公诉人。他突然提高了声调：“还有8万元去了哪里？”
崔哲犹豫了一下，答道：“都被我花了。”
“花在哪里了？”公诉人的脸涨得通红。
“吃、喝、玩、乐都要花钱，总之都让我花光了。”崔哲漫不经心地答道。
公诉人并不甘心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答案，他继续问道：“到底花在哪里了？”
崔哲仍然面无表情：“不记得了。”
公诉人不再追问，开始总结陈辞。他说，作为一名报社记者，崔哲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屡行敲诈且屡屡得手，一方面为自己非法牟利，另一方面也纵容了那些商家损害消费者的行为，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另外，在接受检方讯问时，崔哲并无悔过表现，也没有主动退赔赃款情节。公诉机关认为，崔哲犯下的罪行性质和社会影响都极其恶劣，因此请求法官严惩。
接下来，崔哲的辩护律师出场。他先说明，他将为崔哲作罪轻辩护。他说，崔哲的行为虽然恶劣，但情有可原，因为他也是报社内外的那些“潜规则”的受害者。他之所以敲诈，是因为他曾经有些稿子被报社高层以各种理由毙掉。当他后来知道报社高层在“毙稿”过程中偶尔会收受贿赂的时候，他认为，与其让报社高层收取好处费而自己经过一番辛苦却无所收获，不如自己直接借此牟利。
律师说到这里的时候，一直站在被告席上沉默不语的崔哲突然举手，示意他要说话。
法官想了想，同意了。
崔哲扫视了一圈旁听席上的人们，开口了。他说：“我知道，旁听席上坐着许多我以前的同行。大家都在等着我说话，如果我能说出一些有意思的话来，你们的稿子里就有东西可写了。我说的越有意思，你们的稿件就越有可能成为头条，你们也就越容易被领导赏识。如果被领导赏识了，你们的日子可能就会好过一些。好吧，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是怎么想的——我在都市报里工作了7年，我现它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看上去它像是一个事业单位，承担着公共事务，比如向公众传递信息，代表公众进行舆论监督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企业，以赢利为最大目标，用广告费养活编辑记者。这是一组矛盾……”
公诉人突然站起来打断了崔哲的“演讲”，他认为崔哲所说的与本案无关。但法官似乎有兴趣听下去，他示意崔哲继续。
崔哲继续说：“这是一组很难处理的矛盾，连报社领导都难以把握，更何况年轻、涉世未深的编辑记者。我们进入报社的时候大都年轻气盛，对社会和职业的看法正在逐渐形成，我们也有一些美好的愿望，希望自己像新闻学院老师要求的那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被社会接受和认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游走在体制之外，像是临时工，根本不被所谓‘主流社会’的人们所承认，甚至还会被一些体制内的人们所歧视。这些我们都可以不在乎，但我们在乎自己的生活。你们知道，作为一名聘用制记者，在许多方面都没有保障。对我们来说，未来是不确定的，今天是个记者，明天犯个不该犯的小错误、得罪了一个不该得罪的人都有可能被开除，即使做得很优秀当上了部门主任又怎么样，仍然是个临时工，仍然可能朝不保夕。在这种惶恐的心态下，做事难免乱了分寸。当我们对一些事情感到失望的时候，难免受到那些‘潜规则’的影响，做一些我们原本不屑也不敢去做的事情。”
法庭里一片寂静。
崔哲顿了顿，接着说：“你们可能会问我，在看守所里呆了将近一个月有没有反省过自己犯下的罪行。我告诉你们，我反省过，我知道法律不允许我那样干。其实这不用反省。在我那样干之前就知道法律不允许。但我还是那样干了，侥幸心理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知道我所说的并不能减轻自己的罪责，但我还是要说，罪恶是环环相扣的，如果那些企业没有做那些对不起公众的事情，就不会给我犯罪的机会，如果报社内外没有那些‘潜规则’，我也不会受到启去犯罪。你们可以在报道中说我在法庭上狡辩，我无所谓。但你们问问自己，有没有收过‘红包’。如果有，你就是一个准腐败分子，你又凭什么在报纸上做道德文章？另外，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对不起报社，损害了报社的名誉，所以我不想过多地抱怨报社，我希望那些仍然抱有理想的编辑记者能够原谅我，所以（他停顿了一下）……我只求判。”
崔哲话音刚落，旁听席上立即响起一片议论之声。法官不得不两次敲击法槌，要求全场肃静。
待旁听席上安静下来之后，审理继续。崔哲的辩护律师向法官请求让证人出庭。法官同意了。
看起来，崔哲并不知道他的律师为他找了证人，他的脸上现出了茫然的表情。
接着，一个年轻男子出现在法庭上。我注意到，看到这个男子时，崔哲脸上的茫然变成了震惊。他还下意识地喊出了对方的名字——“郑克群”，同时将身体前倾，似乎想越过被告席阻止郑克群说话，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是在法庭上，所以他立即恢复了平静。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了郑克群。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本市一所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他希望法官轻判崔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