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搬进了我的办公室？但仔细想想。一切就像是，萧原被降为试用的时候。除了少数时候，
我说过。”萧原问道，《都市早报》的改版又给了他一个机。但是，因为与崔哲的争吵，初来乍到的萧原几乎无法通过试用期的时候，那个“明家”突然闯入报社并且胁持了肖彤。再比如，因为殴打嫖娼事的崔哲，萧原总是能够把事情安，我现这个故事里有一些事情是偶然的。比如，当萧原对周自恒说“一切都会有报应”之后，就生了崔哲被捕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引了《北方时报》的一系列震荡，
萧原告？这也是偶然吗，他刚刚接到了吴敏的电话。吴敏说谁也不会料到小雨的病情会突然恶化，吴敏还说。以至于突，小雨在昏迷前曾经问她：“姑姑，如果我死了，奶奶和爸爸妈妈就会来接我，对不对？”
说这句话的时候，萧原显得异常兴奋，他的脸上泛起了奇异的光彩，就像一个厌学的孩子意外地捡到了一本“逃学秘笈”。
我心里一动，迅转过身去关上了主任办公室的门，又回过头来问萧原：“这个沙漏是谁送的？”
网站还将“排行榜”投票栏置于页，就在“要闻览”栏目的左侧，上面列出了包括《北方时报》、《都市早报》在内的本市9个都市报社的名称。对应每一个报社的，除了一个“我要投票”按钮之外，还有一个网友投票统计数字。
我这样想自然有我的道理。在不久前某个政府部门完成的一次评比中，那个开商刚刚被评为“最受业主欢迎的开商”之一。这条新闻就刊登在本报的时事新闻版面上。在配的图片上，那个开商老板满面春风得意洋洋地从某个政府官员手中接过了那块象征着荣誉的牌匾。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事，是因为我那天曾被萧原叫过去帮忙撕那些海报。当然，我很乐意帮这样的忙。当我看见崔哲在记者办公区里站起来看我们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承认，我心里突然有了那么一点儿快感。
在介绍萧原和崔哲的较量时，我总是怀着一种莫名的紧张感和兴奋感，前几次是这样，这一次也一样。不过，在介绍这场较量之前，我要先告诉你另一件事情，那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它有关于一个报社的“内奸”。
周自恒精神饱满地出现在会场，他穿着一套崭新的西服，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在走上主席台的时候，他还认真地正了正领带。
至少在宴会开始时，主客双方虽然暗含敌意，但在小露锋芒的同时又都表现出了友善。总体来看，他们是在进行一次较量前的相互致意，就像在足球比赛开始之前双方队员握手拥抱一样。
报道这件事的人就是崔哲，那时候他与我一样，还是社会新闻部的一个普通记者，但他已经表现出了对某些新闻价值的强烈嗅觉和紧追不舍的干劲。
比如，韩振东曾经撰写过这样一篇报道：一个裁缝制作了一条两边裤筒不一样长的裤子但拒绝为顾客修改，经过本报记者从中调解，两条裤筒变得一样长了——这件事情见报了。报道共有6oo多字，主要描写本报记者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但最终还是说服了那名裁缝修改裤子的过程。在这篇报道的末尾，韩振东写道：“何先生（顾客）对这样的结果很满意。”
那个时候，报社内外都流行一个词叫“深度报道”。关于这个词的解释多种多样，有人说它的意思是指记者应该提供更多的背景资料，以便读者更全面地理解新闻事件，也有人说它的意思是指记者对新闻事件的调查应该更深入一些，除了描述“是什么”还应该解释“为什么”……无论别人怎样理解，对于记者来说，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多走几步”：只有走得比别人更远一些，才可能写得比别人更深入一些。
但是，实际上我所能做的，只是把这件事情写在新闻线索记录本上。你知道，我只是一个接线员，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我甚至可以不把这件事情写在记录本上，只是它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一次通话的工作量，而我的工作量多少又与我的收入有关。
来访者大都是那些遭遇不公平却无处伸张的人们。他们在四处碰壁之后就会想起报社。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认为报社应该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我也希望是这样。在那个时候，“话语权”是一个很流行的词。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一个麦克风，谁握着它谁的声音就大。一般情况下，它并不属于那些“草根”。但“草根”们无计可施时，通常会一厢情愿地把报社当成他们的麦克风。
4．如果可能的话，萧原还应该找到那个卡车司机问几个问题，比如，当时是否注意力不集中还是刹车失灵等。
我听说周自恒出身于一个农村的贫困家庭，靠奋读书而考上大学。进入新闻界后，他从一名普通记者干起，用了十几年的努力，最终成为了一个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在大学新闻系里，周自恒的故事被当作现实的个体成功范例，经常被老师们提起，用以激励那些靠助学贷款维持学业的寒门子弟。
在这份以社会新闻为主的报纸里，社会新闻部主任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位置。崔哲占据着这个位置，管理着这个部门的34个人，其中包括编辑、记者、接线员、部门秘书和采访车司机。他还自认为他有权力管理这些人的时间、精力和爱好。
我和张萌分别向萧原通报了姓名。我现，当他听到我的名字时愣了一下，又注意地看了看我，但没说什么。我想，也许是因为他曾经有过一个朋友和我姓名相同。我曾经在互联网上搜索过，现这个城市的近千万人口中有3o多个“我”。但我确定，坐在值班室里的这个“我”和萧原以前并不认识。
我承认，接线员的工作的确跟那个存车处老头有些类似，但这样说起来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不爽。
那年秋天，在报社工会的一个大姐劝说下，他参加了一次专门为老年人举办的征婚paRTy。在那个paRTy上，他看上了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老太太，对方也表示对他很感兴趣。
他们在元旦期间举行了婚礼。据说婚礼很热闹，报社里的一些年轻人尽情施展了自己的才华，他们想出了许多新花样来“折磨”两位老人。尽管开始时并不适应，但两位老人表现得很配合，后来他们又都表现得乐不可支。
那场婚礼上的一些照片后来还刊登在报业集团的内部刊物上。我在那份刊物的“员工生活”栏目里看到它们的时候，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特别的感觉。有一阵子，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准确地形容这种感觉，后来我终于想到了两个词——“美好”和“温暖”。
当我想到这两个词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萧原。我想起了萧原在采访本里写下的那段话：
“如果我们用太多的时间来审视令人失望的事情，我们就可能掉进失望的陷阱并且越陷越深。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心存对‘美好’和‘温暖’的信仰，就会现生活其实并没有那么令人失望。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会过得好一些。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如果我们有信心，就会现，希望其实无处不在。”
我希望，经历了一系列震荡之后，这个报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展。
希望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