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老爹点了几个与陈阿芸同寝室的男生，应该拯救落水的同学。周兵是临时班长。就该与他心连心了，不愿去。有周兵、我、朱，与他一起等在校门口。我是看在江，才跟他去的，应该联合在一起。我就跟他去了，其实我很不愿去，心想睡在一个床铺上的两口子还有同床异梦的，我们上下铺嗅他的臭袜子臭脚还没嗅够，朱文和王海深都说？他就拉上我，说我们是上。江老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他上大学时班里有个藏族同学，太漂亮了，是女同学，阴天里脸上都是一片灿烂的阳光。常常在学校高音喇叭里唱歌，凭这一点！别人还以，我该帮他这个忙。我们藏族学生虽说在这个学校像土壤里寻找钻石和黄金一样的稀少，但有人说我们很优秀，我们心里还是十分感激的。
“我们认识一下，我姓江，嘉陵江的江，叫江聚涛。就叫我江老师好了。我住嘉陵江边，来自江边的一个小山村。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生活辅导员老师，就是你们在这个大家庭里的父亲。我要管你们的思想和生活，也管你们的学习和未来。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人人羡慕的大学生了。要知道，有许多人在校外眼馋地望着你们，就是希望进校读书，读大学。当然，不是进了大学你的目的就达到了。进到这里，你不好好学习，还不如那些没进大学的人。你们生活之路还很长很长，我希望你们每一步都行得很正很正。”
车是怎么开的，走过了哪些地方，我心里留下的全是灰蒙蒙的水雾。大约新生都同我一样的傻，木头似的坐在车里，头歪向窗外，眼内闪动着霓虹灯光，心里却是一团水雾。我们疲惫的身体还在梦里游荡时，有人叫了一声到了，车嘎吱停下来。
我穿上皱巴巴的衣裤，没有洗漱，蓬头垢面地去了教室。
那是间很宽大的阶梯教室，门在黑板的对面，也就是说在授课老师的前面，所有学生的背后。我进门时，有种站在高坡向下俯瞰的感觉。在我的高原小县城里，我常常读书累了，就爬上学校背面称为后山的土坡上，坐在草地或大石头上向下俯瞰。那个时候，下面的人和房屋都变得很小，我便有了做这座城市大王的感觉。我说，给这座城市吹点风，风就尖声叫啸着从山岩的骨缝中挤出来，挟着山坡上的黄土朝灰暗的城市刮去。那时，我就特别的开心，就把课本撕下来，折成纸飞机朝山下扔着……
我相信，我坐在山坡顶上胡思乱想的感觉，肯定同周兵坐在大树杈上的感觉一个样。
“喂，”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娇小的，穿红色灯花绒上衣的女孩子轻轻敲了下我的手臂，说：“你是新疆人吧？”
我张大了嘴，我相信嘴巴肯定张得很大，因为我吃惊极了，看着她同样吃惊的脸，咧开嘴笑了，指指正在哇啦哇啦讲着什么的老师。她脸红了，嘴唇也红得像涂了口红，埋头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我才想起自己竟然没带书包，没有教材，没有笔记本，更没有笔。不过，我没忘记带上灵敏的耳朵，我的耳朵真的很灵，很远很远的一声细细的咳嗽，在我耳朵里都会引起一阵震动。我听见她嘴里在嚼咬着什么，还有吞咽的声音，舌头转动的声音。我嗅到股草香味很浓的口香糖味。她把笔记本翻到第一页，笔点着上面写的名字让我看。乔愉，那是她名字。我真想问她，今天愉快吗？她在笔记本写了几个字，又用笔点点：你叫什么？是新疆人吗？
我对她说，你那么喜欢新疆人吗？可惜我不是。你想听我的名字，就把口香糖吐了，我不想有人把我的名字像口香糖一样在嘴里嚼。
她的脸就阴了，看着我嘴一咧做了个想哭的样子。我手梳理了一下乱蓬蓬的头，想她肯定是看上了我这头新疆人一样的卷。不过，她要哭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家里养的那只猫，我要离开时，也是这副要哭不哭的样子，看着就伤心。我在她的乔愉的“愉”上点点，又指指正讲得如痴如醉的老师，什么也没说。
她像理解了，说：“你真冷酷。”
居高临下，讲台上的老师就更瘦小了。他的名声很大，据说是那时国内很稀有的几个文艺理论家之一，在当时最大的文学评论刊物《文学评论》上常见他的大作。我们的教材《文学概论》就是他编撰的。他姓鲜，名唐朝，一个人就是一个很辉煌的朝代。六十年代他三十五岁时就升副教授，此后便背着这个沉甸甸的包袱走到了今天。他戴一顶帽沿软软的蓝呢帽子，从不摘下。大热天，汗水把帽浸湿了一大圈，他仍不摘下。直到今天，我回忆他时，眼前晃来晃去的仍是那顶带着热汗气味的帽子，再就是那个边框很粗很黑的眼镜。我想不起他的脸他的眼睛他的翻得很快的嘴唇。可那天他讲的课仍在我耳边嗡嗡的响。那天，听着他的课，我心中想起的却是遥远处滚滚而来的雷声，还有就是狂风把树林摇撼得哗啦啦响。
我从他的姓猜想他的祖先大约是位远古部落中的牛高马大很有蛮力的领，可他的后代却一代代地退化下去，成了一个瘦小的只会用嘴皮谋生的教授。他也正在讲远古，讲艺术的很神秘的来源。他说，一群抬着沉重的木头吭唷吭唷行走的原始人，把吭唷唱成了诗歌，所以艺术来源于劳动。我却在想，这怎么会呢？一切生命都来源于一个母体，艺术也许正是一个十月怀胎的母亲嗨唷嗨唷生下来的呢！生孩子的嗨唷嗨唷，也许就是最早的诗歌。
他在讲艺术的阶级性时，下面有人激动了。他的声音提得很高，让人想起正在慷慨讲演的无产阶级领袖。他说：“艺术都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创造了真正的高尚而又健康的艺术。而剥削阶级，只对颓废、没落和荒淫的艺术感兴趣。”
这话让人受不了，学生们开始吵闹起来。鲜老师也热得摘下了厚厚的帽子，我们看见了他的很亮的秃顶。他的眼镜片同日光灯一样的闪烁，声音也有点嘶哑了。他说：“有些问题应该讨论，但不是现在。现在听我讲，有什么问题下来问。就在这里同我辩论都可以。”他摇着手，很像乐队的指挥，下面更闹了，像是杂乱无章的大合唱。
“无庸质疑，文艺是有阶级性的。什么阶级，对文艺欣赏的眼光不同，造成了在艺术欣赏中的对立。一幅画，一歌，一段乐曲，一部小说，代表了什么阶级的利益，就被什么阶级所推崇和欣赏。”
有个细瘦的学生受不了这句话，站起来时用力很猛，眼镜掉在了下巴上。他扶正眼镜，脸红了，但望着鲜老师时，又一脸的激愤，说出的话把大家吓了一跳：“你是在打胡乱说，假如这就是我们要学的知识，我情愿放弃不学！”
鲜老师的热汗又出来了，这次他没摘帽子，汗珠在帽沿的缝隙中沁了出来。他笑了笑，摇着手示意这个同学坐下来，说：“我说了，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以下课后同我辩论。你这样是不是尊重我这个讲课的老师？”
细瘦的同学坐了下来，也在呼呼地喘气。他说：“反正你讲的我不太理解。”
“你可以不理解。学术嘛，都是在不理解中讨论或批判，再到理解和飞跃的。不过，我们的文学概论的教材是这么编的，你们要面临这科的考试，这是主科，考不及格对你们的毕业都有影响。有想不通的，可以慢慢想。但知识你们还得跟我学。”
我也有些想不通，难道我考进大学来，就是学一肚子的错误？
下课后，鲜教授被想不通的学生团团围起来。那位细瘦的学生朝他弯腰行了个礼，说：“鲜老师，原谅我刚才的不礼貌。我只是想不通，我家有一幅苏先生画的葡萄，挂在堂屋正中。我的出生于资本家的大伯每天都站在那幅画前，赞不绝口。我的父亲，一个地地道道的码头搬运工出身的无产阶级，同样喜欢那幅画。你说说，那幅画有什么阶级性？”
鲜教授不吭声了。他说：“我想想再说。你大伯真的喜欢那幅画？唉，这事我还得想想。”
他想到了上课铃响，学生们又回到阶梯教室，坐好打开笔记本，继续记他的阶级性时，他终于想通了。黑板刷拍拍讲台，说：“苏先生画的葡萄是不是又肥又大？像玻璃珠子似的水淋淋亮晃晃。同学们啦，苏先生那是画的人民公社的葡萄，只有勤劳的人民才种得出这么肥大的葡萄。如是懒惰的剥削阶级，他们的葡萄肯定是奄的瘪的毫无生气的。”
天呀，他扯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谈的可不是什么艺术。我看见，只有少量的听话的同学还在刷刷地记笔记，做出一种专心听讲状，很多人都没有耐心了，讲话的看闲书的，甚至偷跑的都有。我从那节课开始，对自己上大学失去的信心，我知道在这里学不到我想学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文学里没有藏族、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所有的典籍全是汉民族的。我学不到藏族古典文学中非常优秀的史诗、范文，在我们文学的长河中，早把其他民族中许多灿烂辉煌的东西忘掉了。
以后，只要一说去阶梯教室，我心里就有一种恐惧。呆在那里，脑袋里常常出嗡嗡嗡的声音。我的全身上下都像岩石似的沉重起来，除了伏在桌上睡觉，我不知道还可以干些什么。在阶梯教室，我总是坐在最不显眼最让人遗忘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角落。我在那里摊开写本，把讲课老师的一举一动画了下来，然后把本子扣在脸上呼呼大睡。我的睡眠常常传染了一大片人，坐后面一排的同学常常听不到半节课，就呼啦啦倒下一大片。
那个时候，我开始借阅一大堆小说，带到阶梯教室混过最难熬的那一百二十分钟。文学概论课，我读托尔斯泰和雨果。中国文学史，我读格萨尔史诗和米拉日巴传。马恩文论，我读金庸和三毛。
那是重庆最燥热的初秋，地上的一切都像在火锅汤中浸泡过，热辣辣的。阳光把树上的蚂蚱晒出了一片噪声时，心燥意乱的我开始做起了文学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