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问一：
所以对我而言？人生的，你以为这灯不过是个，渐渐接近六十岁──你不可能不想：我是说？你怎么面对自己的，结果不是，里面还真的什么都没有。
轮到我们走进去。一个高高瘦瘦的音乐老师坐在钢琴旁。
这个个展占据大概10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都塞满了各形各色的霓虹灯管。刚进去时，作为一个有名的作家，明知抽烟，但那是一个个人的自由。这些霓虹灯，就是展品本身。亮到不行，红灯、白，亮到你眼睛睁不开，简直走不进房间里去。每个房间就展示着墙上这些长长短，我从一个展示间摸到另一个展示间！连走廊上都是红灯绿灯。
然后我想到另一个跟艺术碰撞的经验。你记得去年我们一起去看usic音乐剧？它在香港被翻译做“仙乐飘飘处处闻”，在台湾是“真善美”，风靡了全世界之后又迷住了整个亚洲。“i”的曲子人人上口，“小白花”(edelweiss)的歌人人能哼。在英国，它流行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据说在冷战期间，英国政府的紧急战时措施手册里甚至说，如果发生核战，usic的音乐来“安定人心”。
你这个年龄的人的失业率，远远超过平均的失业率。巴黎有些区，青年人有百分之四十出了校门找不到工作。然后，如果把青年自杀率也一并考虑进来，恐怕天下作父母的都要坐立难安了。自杀，已经是美国15到24岁青年人的死因第一位。在台湾，也逐渐升高，是意外事故之后第二死因。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说，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国家，青年是最高的自杀群。芬兰、爱尔兰、新西兰3个先进国家，青年自杀率是全球前三名。
有很多人，不管是耶稣还是孔子，都影响了人类，但是，你怎么可能把他们的重要性拿来评比？这本地摊上的廉价书，把穆罕默德放在耶稣前面，理由是，穆罕默德靠一己之力去传播了信仰，而耶稣依靠了圣徒彼得的帮忙。笑死人，能这样来评分吗？再说，你又怎么把莎士比亚和孔子来比对呢？
，这种美学的单调和品味的统一，和贫穷的关系少，和威权政治的关系大。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当威权政治和贫穷一起洒下天罗大网把你罩住的时候，品味，很难有空间。因为，请问品味是什么？它不就是细致的分辨、性格的突出，以及独立个体的呈现吗？每一件，都正好是贫穷所吝啬给你的，也是威权政治所剥夺于你的。
我坐在电脑前给你写信，一面听音乐。你看见的我是这样的：穿着牛仔裤，一件红色的polo衬衫，脚上是暗红色的跑步鞋。鞋子和上衣是暗暗谐调的。衣服裤子都有点宽松感，因为今天是懒洋洋的周末。两个好朋友正在厨房里做晚饭，在这之前，我们在阳台上晒太阳。早上起床的时候，就知道今天是个宽松舒适的日子，所以挑选的衣服，就是宽松舒适的衣服。早上起床以后，我大概需要总共半小时来打理自己，其中大概10分钟花在浴室里，20分钟花在衣服的考量上。然后我们来看看你：你大概也需要半小时，但是我猜刚好相反，你需要20分钟在浴室里洗头洗脸擦乳液什么的，但是只花10分钟穿衣服。作家妈妈，你是这样的没错吧？还有买衣服。你的衣橱蛮满的，我的衣橱却很空——跟你的比起来。这是因为我们的购买行为很不一样。你买衣服是随兴所致的，走在路上你看见哪一件喜欢就买下来，买回家以后很可能永远不穿它。我跟你相反，mm，我“深思熟虑”怎么穿怎么配，然后在完全清楚自己缺什么的时候，才去寻找那特定的某一件衣服。结果呢，我们花在衣物上的钱和时间其实是一样的，差别在于，我的是专注精选的（而且比你的通常好看100倍），你穿衣服，哈，有时候我觉得，你就是披上一个装马铃薯的麻布袋或者盖上一条地毯，那美学效果也差不多！
温和理性是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外在体现，在民主的实践里是重要的人民“品性”。台湾人比起香港人不是那么“温和理性”的，因为他们是经过长期的“抗暴”走出来的──抗日本殖民的“暴”，抗国民黨高压统治的“暴”，现在又抗民进黨无能腐败、滥用权力的“暴”。在台湾，愈来愈多“温和理性”的人民，但是他们的“温和理性”是在从不间断的“抗暴”过程里一点一滴酝酿出来的。台湾人的“温和理性”是受过伤害后的平静。
相对之下，香港人是为什么上街？难道不是为了自己最切身的问题、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未来？为了自己，却也只有二十五万人站出来──你能说这是“不错”吗？
（你去过深水湾吗？那里常有人烤肉，整个下午，整个晚上，香港人在那里烤肉，谈笑，笑得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