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的人生处境吗，？我还得像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一样被看待，但是，只要我和你仍住一起，我其实已经在面对人生未来的压力和挑。mm！对不起。对我这样一个？”你问。“两点了，该睡了吧？”你催。你可能觉得冤枉，但是，”你说，“功课做完啦，这就是一个对待十二岁的小孩的态度。你不知道，
很显然。欧洲的二十，提出“字大”要求的人，不少。这正是两年前我的德。
我一点也不意外。你知道，德国法律规定，十六岁以上的人抽烟饮酒是合法的，所以大部分的高中都划定了吸烟区，学生在那里吸烟。但是在二零零四年黑森州的文化部长推动校园禁烟，结果如何呢？我们必须多走五百米到校园外围的人行道上去吸烟。我们同学里没一个人戒了烟，但是学校外围那条人行道上从此满地是烟蒂。
“在人生竞争的跑道上，跑得不够快就会被淘汰。”我细细咀嚼著这句突然冒出来的念头，好像考卷打开猛然看见一个从没见过的全新考题，一时不知要从哪里说起。
你问我，莫斯塔的李小龙雕像是艺术还是kitsch，那我倒过来问你：李小龙雕像跟慕尼黑现代美术馆那个个展比较，哪个是艺术？那堆霓虹灯，放在最高级的美术馆里正式展出，该是“艺术”了吧？可是它给了我的只有头晕跟眼睛发疼。李小龙的雕像，还镀了金，是kitsch吗？可是它很可能感动了人，使本来伸出手想打架的人反而握了手，这岂不是艺术的力量？
这是一个公共艺术了，一个镀了金色的李小龙雕像，在城市的核心。安德烈，你曾经质疑过，墙上挂着木雕天使是艺术还是kitsch(一般译为“劣质品”)？那么我问你，这个莫斯塔的雕像，是艺术还是kitsch？
我们21岁的时候，上世纪70年代，正是大多数国家经济要起飞的时候。两脚站在狭窄的泥土上，眼睛却望向开阔的天空，觉得未来天大地大，什么都可能。后来也真的是，魔术一般，眼睁睁看着贫农的儿子做了总统；渔民的女儿，成了名医；面摊小贩的儿子，做了国际律师；码头工人的女儿，变成大学教授；蕉农的儿子，变成领先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家。并非没有人颠沛失意，但我们真的是“灰姑娘”的一代人啊，安德烈，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亲眼目睹南瓜变成金色的马车，辚辚开走，发出真实的声音。我身边的朋友们，不少人是教授、议员、作家、总编辑、律师医师、企业家科学家出版家，在社会上看起来仿佛头角峥嵘，虎虎生风。可是，很多人在内心深处其实都藏着一小片泥土和部落──我们土里土气的、卑微朴素的原乡。表面上也许张牙舞爪，心里其实深深呵护着一个青涩而脆弱的起点。
问题一：你最尊敬的世界人物是谁？为何尊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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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我到她家去看完成品：在一个黑色的大纸箱上贴着三张照片，照片上是三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电线杆，然后有一条红丝线辗转缠绵绕着电线杆，最后浮现一个歪歪斜斜的字：y好，mm，你告诉我：你的品味是什么？
这样推演下来，我亲爱的孩子们，让我们来想想这个问题：
伦敦──七百四十万。
所以，你只要比一比我的德国周末和我的香港周末，两边的文化差异就很清楚了。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觉得香港没有文化。
我们在谈的这个所谓“咖啡馆”，当然不只是一个卖咖啡的地方。它是一个“个人”开的小馆，意思是，老板不是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财团，因此小馆里处处洋溢着小店主人的气质和个性；它是小区的公共“客厅”，是一个荒凉的大城市里最温暖的小据点。来喝咖啡的人彼此面熟，老板的绰号人人知道。如果因缘际会，来这里的人多半是创作者——作家、导演、学者、反对运动家……那么咖啡馆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舞台。
美好的并非只是那个地点，而是笼罩着那个地点的整个情调和氛围，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沉淀。
m：你从来不给乞丐钱？
可是我能做什么？
你有一个“家”，而这个“家”是克伦堡小镇，安德烈，这不是偶然的。这要从你的母亲开始说起。如果你用英文le一下你母亲的履历，你会发现这么一行描述：“生为难民的女儿，她于1952年出生在台湾。”难民，在英文是“庇护民”(g)。所谓“逃难”，中文强调那个“难”字，德文强调那个“逃”字。为了逃离一种立即的“难”，“逃民”其实进入一种长期的、缓慢的“难”摒弃了乡土、分散了家族、失去了财产、脱离了身份和地位的安全托付、被剥夺了语言和文化的自信自尊。“逃”，在“难”与“难”之间。你的母亲，就是20世纪的diaspora的女儿。
有一棵椴树
我在贫民窟里长大
11灯节的灯熄了。
每一次痛苦都很真实
你当然会说，唉呀，你需要平衡，既要体贴到别人的感受，又要照顾到自己的立场。可是，多难啊。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有那么多人要“应付”——不，事实上，是在接下来的“一生”中，我有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应付”，我觉得自己很笨拙。尤其是碰到感情的时候。
挑的东西有多重？
安德烈
他忿忿地说：“八点不到，根本还没上课，老师都还没来，为什么不可以听？”
且，她以为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四面环海，走不出去的。
4年10月25日
安：从小学就教，教了又教。我问你，球赛散后，马路上晃过来五十个美国人，大叫大唱“美国第一”，“美国万岁”的时候，你会想什么？
朋友们，已经能自由地拥抱“德国”这个概念吗？或者，因为历史给了你们“过度肿胀的”罪感和耻感，押你们远离“德国”这个概念，反而又造成另外一种不安和尴尬？
你在描绘一个黯淡压抑的社会，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浪费的青春吗，
三、我用英文写回信，传给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我开始想，好，如果我是和诗人杨泽、历史学者朱学勤、副刊主编马家辉、小说家王安忆一起来到海岸喝咖啡，当我要去上厕所时，会不会顺便问他们：
“杨泽，朱学勤，马家辉，王安忆，你要不要上厕所？”
菲利普看着我阴晴不定的表情，说，“怎样？”
我很不甘愿地回答说，“不会。”
他就乘胜追击，“好，那你为什么要问我上不上厕所呢？你是怕我尿在裤子里吗？”
我们之间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仅只是两代之间的，更多的，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的。
我常常觉得你们兄弟俩在和我做智力对决、价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来到家中，我看见你直接就坐下来准备上课；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说，“安德烈，虽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几岁，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礼节：给他奉上一杯茶水，请他先坐。他离开时，要送客送到电梯口。”你显然觉得太多礼，但你还是做了。
我也记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陈婉莹教授来到家中，你看她进来，对她说了声“嗨”，还是坐在椅子上读报。我说，“不行，再熟她都还是你的教授，在中国的礼仪里，你要站起来。”你也接受了。
我们之间，有很多价值的交流，更何况，德国的传统礼节不见得比中国的少，欧洲社会对亲子关系的重视，不见得比亚洲人轻，对吧？
可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我难以消化，隔了一夜还觉得郁结在心中。
你和菲利普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我也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来。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象：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让我来引导你们认识中国大陆，多愉快。
我怎么会想到，你们的快乐想象和我的刚好相反。
你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而且，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十八岁的菲利普，刚从德国降落，天真的眼睛长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躯上，认真地说，“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大陆——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大陆。”
我听见自己可怜巴巴的声音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岛？苏州？杭州？”你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烈，我在面对你们的“欧洲价值”，心里觉得彻底的失落。可是，转念想想，你们俩，是否也在努力抵抗你们母亲身上的某些“亚洲价值”而觉得“有点累”呢？
昨晚，我一个人去散步。从梧桐树夹道的兴国路一直走到淮海中路，月亮黄澄澄的，很浓，梧桐的阔叶，很美。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然后，叫车到你俩丽园路的住处，看见你们自己洗好的衣服袜子凌乱地散在沙发上。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帮你们清理家里。”
在沉沉的夜色里，菲利普送我到大马路上搭车。他忍受我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大踏步走到马路的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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