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她，要父亲来接我，并委托她替我给父，既是不合时宜的，想他。我父亲在乐山工作，我并不想到这。又是共同的幸运，
由于家里穷。他也喜欢文学。文学成了我们共同的话题。时逢“文革”，每个人头脑中的思想空间皆遭红色风暴之冲击和扫荡，两个少年坐在一起交流对一部名著的看法及心得，我几年没见他的，
三十几年。常到一个同校但，我小时候顶不愿过年过节。因为年节一定要过，不管多少。总得有过，不比平时的月份多点儿钱，那年那节可怎么个过法呢？每个月寄回家里的钱，但远在万里之外的四，仅够维持最贫寒的生活。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体恤父亲。他是一名建筑工人。他这位父亲活得太累太累，一个人挣钱，要养活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大家子7口人。他何尝不愿每年都让我们——他的子女，过年过节时都穿上新衣裳，吃上年节的饭莱呢？我们的身体年年长，他的工资却并不年年涨。他总不能将自己的肉割下来，血灌起来，逢年过节寄回家呵。如果他是可以那样的，我想他一定会那样。而实际上，我们也等于是靠他的血汗哺养着……
妻子则会说：“那你吃啊！快打开吃！吃了就不必再往冰箱里放嘛！还省得占地方呢！”
不料想，由于一名同学的告，我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先是在全班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后来是在全校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
“你认为，对你的人格形成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评论家：青年。你结识的那位有天才的评论家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
这样的情形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眼前：电灯垂得很低，母亲一边在灯下给我们缝补衣服，一边用凄婉的语调讲着她那些凄婉的故事。我们几个孩子，趴在被窝里，露出脑袋，瞪大眼睛凝神谛听，讲到可悲处，母亲与我们唏嘘一片。
“小梁，机务排长死了，你写一篇悼词！”
“小梁，咱们连的毛著标兵要到师里去讲用，从今天起你别出工了，帮助写讲用稿！”
“小梁……”
以后，凡此种种“任务”，都落在我身上，有时连长交待给我，有时指导员交待给我。有时连长交待我写这，指导员交待我写那。
再以后，连里的黑板报缺少半板字；宣传队的节目要用联接词串成一台戏；知青伙伴们写检查；老职工们交待历史问题；全找我。
这种种实践，不过是“写字”的实践，与文学不沾边。对我走上文学道路，究竟有无意义，意义何在，连我自己也不能做出结论。但有一点是应该提及的，这种种实践，也可算我个人机遇链条上的一环，因为渐渐使我产生了一种认为自己是个可以“写”的人的自信，而且暗暗开始向往在报刊上表点什么。
我当了连队的小学教师，对于写颂扬稿和批判稿同样感到厌烦了。写的兴趣由“革命八股”而转向格律诗词。小学教师的闲暇比一般知青多，我常独自漫游大草甸子或徜徉在小河边，为的是产生“灵感”。回想起来，浪漫得够味。隔河是另一个连队，那连队的小学教师是老高三，也有赋诗填词的“雅兴”。我们志趣相投，成了知交。我几乎每天都过河去找他，谈格道律，相互吹捧。
团宣传股不知从何处听说了我这么个人物。股长给我写一封信，希望我能为团里写篇广播稿。时值雷锋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前夕，我写了一篇题为《雷锋精神不死》的小文章寄去。在团广播站广播了。不久在《兵团战士报》上表了，还被列为我们团那一年见诸报纸的“重要文章”。我的文字第一次表在报上，我心中的激动无法形容。这在连里算件大事，全连的人对我刮目而视。接着我又写了一诗——《夜诊》，直接寄往《兵团战士报》，居然又登载了。两个月后，我的第一篇小说——《麦种》也在《兵团战士报》上问世。
当年没有《兵团战士报》，我今天也许不会走在文学道路上。
同年，我参加了全兵团第二届文学创作培训班。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对开展知识青年的各种文学和文艺活动予以充分重视，公正地说，是当做兵团精神建设的一项事业来抓的。
兵团宣传部将参加这些培训班的男女知识青年从各师各团甚至直接从各连召集到兵团总部所在地佳木斯市（有时也召集到某师或某团），最大限度地提供当时可能提供的一切条件，进行文学和文艺方面的培训。
参加了兵团文学创作培训班，我才真正向文学迈出了第一步，意识到我在连队的种种“写”的实践中所沾染的时代的“八股”文风，对搞文学的人是有害的。
培训班上，爱好文学的知青们，在一起无忌地大谈各自读过的文学著作和各自崇拜的古今中外的作家，颇似沙龙。与他们的接触，使我深感自己原来读书并不多。
大家都很刻苦，很勤奋。每人占据一张桌子，互不干扰。深夜二三点钟，能安然入睡的寥寥无几。招待所管理员心疼大家的身体，吩咐食堂天天为大家做夜宵。
我带到学习班上一篇小说，请大家提意见。都是知青，虽初次相识，却很坦城，毫不顾及情面，一通七言八语的“轰炸”便“枪毙”了。我从连队带去的骄矜，也“土崩瓦解”。回到连队后，我变得谦虚了。半年内再没有动笔写什么，几乎对自己彻底丧失了信心。
一天，我收到兵团宣传部干事寄来的信。他负责抓全兵团的文学和文艺创作。
他在信中写道：“参加过我们兵团文学培训班的人，没权力自暴自弃。下一届培训班，我还要通知你来，到时候你要带来一篇好小说。否则，你连兵团一所为你服务过的服务员们也对不起……”
我又开始动笔。写了撕，撕了写。常常独自一人在小学校里写至深夜。冬天，教室里很冷，写一阵，哈一阵手。
第二年年初，我果然收到参加兵团第三届文学创作培训班的通知。
又到了佳木斯，与崔干事见面后，他第一句话就问：“带来小说了？”
我回答：“带来了。”
他说：“给我。我要先看你带来的小说。”
我说：“现在不给，我还要改。”
“好！”他笑了。
我在培训班上将自己的小说给大家看，心中忐忑不安，唯恐又挨一顿毫不顾及情面的“轰炸”，遭到被“枪毙”的下场。
知青文学伙伴们是那么无私！每个人接过我的稿子都说：“一定认真看！”有的一接过稿子，当既停止自己的写作看起来。大家都看过后，晚上聚在一起，为我那篇小说“会诊”。
三千余字的小说，竟聚谈了两个多小时，被提出了十几处修改意见。他们都并非信口开河，意见是经过反复思考才提出的。题目是他们最后为我确定的。有人看得仔细到某处标点的运用都提出了修改意见。教学态度认真的老师批改学生的作文，也不过如此。
我按照他们的意见，又修改了两遍，直至培训班结束后，才向崔干事交稿。我在《兵团战士报》上表的第二篇小说《向导》，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向导》是我在兵团时期的代表作。如同后来《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父亲》、《溃疡》成为我的代表作一样。《向导》之后我又表了几篇小说和散文，但都不及《向导》。凭《向导》这篇小说，我被承认是兵团的业余文学创作员。
严格地说，我在兵团时期表的作品，不算文学，它们介于较优秀的中学生作文和最低层次的文学之间。它们依然不过是“写”的实践的产物而非文学实践的产物。但正是通过这些作品，我一步步走向文学之路。
我的创作简历，将1979年我大学毕业后表在《新港》的小说《美丽姑娘》定为自己的处女作，这并不意味着对自己兵团时期表的作品感到羞耻，只不过我认为它们确是非文学类的东西。《美丽姑娘》平庸，但它好歹跨越了中学生作文的水平，像是一篇平庸的小说了。
这里我要提及一个人——杨防。他原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是《苦菜花》的责编。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与一批“右派分子”一起被“清洗”到了哈尔滨，又进一步被“清洗”到北大荒，举家定居四师。
每次办创作培训班，只要他不病倒，总被请来做我们的义务编审。他身体非常不好，瘦而高，面容憔悴，形销骨立，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和心脏病。才五十多岁的人，看去仿佛六十多岁的样子。今天活跃在文坛的我和北大荒知青出身的编辑、编剧及作家，提起他都会产生由衷的缅怀之情。我们多少人当年在兵团表的作品，是经他审阅过，指点过，亲笔修改润色过和热忱推荐过的啊！他为我们倾注过巨大的心血。
记得一次在十九团办班，住团部招待所。有天夜里，我醒了，听到隔壁一阵猛烈的咳嗽声。那声音猛烈得可怕，接着变成一阵残喘。我看手表，三点多了。知道隔壁住的是杨防老师，心中极为不安，匆忙披了衣服到隔壁。我推开门，见室内烟雾浓重，他双膝跪在地上，一手抓着桌沿，一手拿着谁的稿子，喘成一团，快要窒息了，皮包骨的脸，憋得青紫。
我赶紧将他扶起，帮他仰卧床上，从他手中夺下稿子，嗔怪地说：“杨老师，这么晚了你还看稿！咳嗽得这么厉害你还吸烟！”
他一动不动地仰卧着，喘息了半天才能说出话：“我觉得我快活不长了……我不能为你们做什么更有意义的事，也只有为你们看看稿了……我想多看……”
第二天，他病倒了，被送到兵团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