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一枝千滴泪，仿佛体现着一种，自己听着也觉得，又看我的双手。
话一出口，
我从童年起。红霞万朵百重衣。说，“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
“还有什么？”
作家：最近我结识了一位很有天才的评论家。
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就是一个早当，
我于今在！检查过后再来上学，不能自己地在字里行间流溢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可能正是由于小时候听母亲带着她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讲了许多悲剧故事的结果。我认为，文学对于一个作家儿童时代的心灵所形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一个作家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的创作风格起着“先天”的、潜意识的作用。
我失望到顶点，哭了。
她劝慰我：“你应该听你父亲的话，别叫他替你担心，乐山正武斗，乱极了！”
我这时才现，她戴的不是“红卫兵”袖章，是黑纱。
我说：“怎么回去呢？我只剩几毛钱了！”虽然乘火车是免费的，可千里迢迢，身上总需要带点钱啊！
她沉吟片刻，一只手缓缓地伸进衣兜，掏出5元钱来，惭愧地说：“我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黑五类’。我父亲刚去世，每月只给我9元生活费，就剩这5元钱了，你收下吧！”她将钱塞在我手里，拿起笤帚，打扫厕所去了。
我第二天临行时，她又来送我。走到气象学校大门口，她站住了，低声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他们不许我迈出大门。”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柚子给了我：“路上带着，顶一壶水。”
空气里弥漫着柚香。我说：“大姐，你给我留个通信地址吧！”
她注视了我一会儿，低声问：“你会给我写信吗？”
我说：“会的。”
她那么高兴，便从她的小笔记本上扯下一页纸，认认真真给我写下了一个地址，交给我时，她说：“你们哈尔滨不是有座天鹅雕塑么？你在它前边照张相寄给我好吗？”
我默默点了一下头。我走出很远，转身看，见她仍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我。
路途中缺水，我嘴唇干裂了，却舍不得吃那个柚子。在北京转车时，它被偷走了。
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我就到松花江畔去照相。天鹅雕塑已被砸毁了。满地碎片。一片片仿佛都有生命，淌着血。
我不愿让她知道天鹅雕塑砸毁了，就没给她写信……
去年，听说哈尔滨的天鹅雕塑又复雕了，我专程回了一次哈尔滨，在天鹅雕塑旁照了一张相，彩色的。按照那页黄的小纸片上的地址，给那位铭记在我心中的大姐写了一封信，信中夹着照片。
信退回来了。信封上，粗硬的圆珠笔字写的是——“查无此人”。
她哪里去了？
想到有那么多我的同龄人“消失”在十年动乱之中了，我的心便不由得悲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