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属羊。一个时期内。就是电影《红楼梦》中黛玉。是“明星”，我向北影借了一只鹦鹉。而这都是毕淑敏所不知道的。母亲的母亲，不久又被“请”去，母亲便又陷入寂，听母亲诉说不休。偶尔一声叫，或嘎唔一阵，似乎就是“对话”了。但它有“工作”，
为了，它成了母亲的伴友。常与母亲对望着，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把手拎包取了下来……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谁见了谁。须梢金黄：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星期日，倘到别人的连队去看同学，男知青可以与男知青结伴而行，不可与女知青结伴而行。为防止半路汇合，偷偷结伴，实行了“批条制”——离开连队，由连长或指导员批条，到了某一连队，由某一连队的连长或指导员签字。路上时间过长，便遭讯问——哪里去了？刚刚批准了男知青，那么随后请求批条的女知青必定在两小时后才能获准。堵住一切“可乘之机”。
欢迎会开过后，连里的许多人，尤其是老职工和家属们，交口称赞我有“文才”。
她劝慰我：“你应该听你父亲的话，别叫他替你担心，乐山正武斗，乱极了！”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大约是我上初中一年级14岁那一年，我坚决地对母亲说：“妈，今年春节，你不要再向邻居们借钱了！”
家庭中出现了危险，勇于舍己的当然应是丈夫应是父亲。可这不是危险啊！这是吃罐头啊！
于是我在班级里，不再是任何一个同学的同学，而是一个贼。于是我在学校里，仿佛已经不再是一名学生；而仅仅是，无可争议地是一个贼，一个小偷了。
“书……”
我在中学时代能够读到不少真正的文学作品，还应当感激我的母亲。母亲那时已从铁路上被解雇下来，又在一个加工棉胶鞋鞋帮的条件低劣的小工厂参加工作，每月可挣三十几元钱贴补家庭生活。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而手的生皴，不是我所愿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内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拥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起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还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会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几经犹豫，开了一扇阳台窗。轻风和爽气扑入，“她们”都扇动起翅膀来……
我说：“小姐们，请吧，我还你们自由……”
“她们”一只只从敞开的窗子跳进跃出着，不停地扇翅，一会儿侧头看我，一会儿仰望向天空，似有依恋之意……
我又说：“想回来时就回来，这扇窗将随时为你们打开……”
我也满怀着对“她们”的依恋，离开了阳台。半小时后，十只鸟儿剩下五只了。一个小时后，阳台上一只鸟儿都不见了，顿时寂静得使人悒郁……
有几只鸟儿飞回来过——吃点儿食，饮点儿水，洗次澡儿，又飞走……
从此，我在早晚散步时，总能听到“她们”的声音，传出自小树林里。我的“丫头”们的声音，我是听得出来的……
有天我现一只鹞鹰，在附近的树林上空盘旋。我想——说不定它是被我的“丫头”们的叫声引来的，伺机加害于“她们”。于是我赶快回到家里，找了一根长长的竹竿，挂上彩布，在树林中奔来奔去，挥舞着，大叫着，直至将那残食弱小的枭禽驱逐遁去……
有天我现别人家养着两只鹦鹉的笼子里，也有一只“十姐妹”。两只鹦鹉都啄“她”。啄得“她”没处藏没处躲。紧缩一隅，尾巴挤出在笼外。见了我，便在笼子里“炸”飞起来，叫个不停，其音哀婉。我想，那一定是我的“丫头”中的一只，想吃食，想饮水，或想洗澡，误入了别人家的阳台……
于是我将“她”讨回，养了几日，又放飞了……
有天早晨，在公园里，我见到一个张网人，一次用粘网粘住了三只“十姐妹”。我想那也肯定是我放飞的鸟儿。
我将“她们”再次买下，养了几日，也又放飞……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在人的城市里，对鸟儿们也是这样的……
自由，在本质上，其实也是人对他人的责任感理论最完善的摆脱。正如我不可能也不打算每见到别人笼子里的一只“十姐妹”都买下放飞一样。在这么一种社会形态下，若同时没有法的威慑，没有宗教对心灵的影响，大多数人，就只有像我养过的“十姐妹”一样，提高防范的能力，并靠运气活着了……
有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老了的自己，被十个女儿围扰着，还有十个女婿侍守一旁——尽管这有悖计划生育法，而且“十姐妹”也并非就全是“丫头”，但仍没妨碍我做了那么一个很幸福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