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非常喜欢它们，七十多岁，母亲似乎又有了需精心照料和养育的儿女了，怕它们爬到盒子外边。有了那么几个小生命，将它们安置在一个漂亮的装过茶叶的铁盒儿。视若宝贝，爬丢了。就好比一位母亲守在床边儿，盒盖儿敞开一半，使那些小东西能够晒晒太阳。并且，要很久很久地守着，看着，还预先垫了潮湿的细，仿佛又。她要经常将那小铁盒儿放在，看着婴儿在床上爬，满面洋溢母爱，唯恐一转身之。一步不敢离开，婴儿会摔在地下似的。连雨天，就将茶叶盒儿放在温水中，母亲担心那些小生命着凉，使沙子能被温水焐暖些。它们爱吃的是白菜心儿、苦瓜冬瓜之类，母亲便将这些蔬菜最好的部分，细细剁了，撒在盒儿内。一次不能撒多。多了，它们吃不完，腐烂在盒儿内，则必会影响“环境卫生”，有损它们的健康。它们是些很胆怯的小生命，盒子微微一动，立即缩回壳里。它们又是些天生的“居士”，更多的时候，足不出“户”，深钻在沙子里，如同专执一念打算成仙得道之人，早已将红尘看破，排除一切凡间滋扰，“猫”在深山古洞内苦苦修行。它们又是那么羞涩，宛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名门闺秀。正应了那句话，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偶尔潜出“闺阁”，总是缓移“莲步”，像提防好色之徒，攀墙缘树偷窥芳容玉貌似的。觉得安全，则便与它们的“总角之好”在小小的“后花园”比肩黎行。或一对对，隐于一隅，用细微微的触角互相爱抚、表达亲昵……
父亲病故十余年了，手拎包在吊柜的那一个角落也放了十余年了。有时我会想到它在那儿。如同一个读书人有时会想到对自己影响特别大的某一部书在书架的第几排。更多的日子里更多的时候，我会忘记它在那儿。忘记自己曾经是儿子的种种体会……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我那个连队，有一排宿舍——破仓库改建的，东倒西歪。中间是过廊，将它一分为二。左面住男知青，右面住女知青。除了开会，互不往来。
“小梁，昨天张xx从麦场偷了一条麻袋，晚上要开他的批判会，你写一篇重点批判稿！”
我告诉她，我并不想到这里来和什么人串联，我父亲在乐山工作，我几年没见他的面了，想他。并委托她替我给父亲拍一封电报，要父亲来接我。
当年，我是已结束了毕业考试的初三生。学校里许多老师被“扫地出门”了，新生入学了没人教。经过校“革委会”的资格审查和认可，我被允许给新生上语文课。我学过的语文课本是不能当成课本了，“革命”顾不上编印新课本新教材。但语文课总不能一堂也不上。我便自作主张，给新生讲解毛主席诗词。故对每一主席诗词都不但非常熟悉，而且反应敏感。
由于家里穷，我小时候顶不愿过年过节。因为年节一定要过，总得有过年过节的一份儿钱。不管多少，不比平时的月份多点儿钱，那年那节可怎么个过法呢？但远在万里之外的四川工作的父亲，每个月寄回家里的钱，仅够维持最贫寒的生活。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体恤父亲。他是一名建筑工人。他这位父亲活得太累太累，一个人挣钱，要养活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大家子7口人。他何尝不愿每年都让我们——他的子女，过年过节时都穿上新衣裳，吃上年节的饭莱呢？我们的身体年年长，他的工资却并不年年涨。他总不能将自己的肉割下来，血灌起来，逢年过节寄回家呵。如果他是可以那样的，我想他一定会那样。而实际上，我们也等于是靠他的血汗哺养着……
心里这么想着，就打开了。倒在碗里，自己先吃，有那么点儿以身作则的意味儿。
不料想，由于一名同学的告，我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先是在全班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后来是在全校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
小时候我家里穷。没有收音机，连“半导体”也没有。给家里买粮买煤买菜，如剩钱有几分的，母亲便会赏给我。攒够八九分，便在某个晚上，跑到街头的小人书铺，坐在一个角落，看上几个小时，三分钱可以看一本厚的。二分钱可以看一本薄的。许多世界名著，都是从小人书看起的。小人书铺，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三味书屋”。在飘着雪花，或者下着霏霏细雨的夜晚，我曾沉浸在许多美妙的时光中；有一次，一本屠格涅夫的《木木》我没看完，而租书的老人却要回家了，破例允许我带走看。第二天又被同学借去看，结果丢了。我“拉小套”，捡破烂，终于凑够钱，买了一本新的《木木》还给老人。老人感动了，没收。《木木》就也成了我自己拥有的一本小人书。“文革”中，小人书铺被砸了，书都被烧了，远远地望着黑烟，我哭了……
评论家：青年。你结识的那位有天才的评论家叫什么名字？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这样的情形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眼前：电灯垂得很低，母亲一边在灯下给我们缝补衣服，一边用凄婉的语调讲着她那些凄婉的故事。我们几个孩子，趴在被窝里，露出脑袋，瞪大眼睛凝神谛听，讲到可悲处，母亲与我们唏嘘一片。
既都是平民家的小儿女，所分配的工作也就注定了不能与愿望相符。或做街头小食杂店的售货员，或做挖管道沟的临时工，或在生产环境破败的什么小厂里学徒……
某一年夏天，是知青的我回哈探家，曾去酱油厂看过我四弟的劳动情形。斯时他们几名小工友，刚刚挥板锨出完几吨酱渣，一个个只着短裤，通体大汗淋漓，坐在车间的窗台上，任穿堂凉风阵阵扑吹，唱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命运啊，我的星辰，你把我引向何方引向何方……
他们心中的苦闷种种，是不愿对自己的家庭成员吐诉的。但是这些城市中的小儿女，又是多么需要一个耐心倾听他们吐诉的人啊！那倾听者，不仅应有耐心，还应有充满心间的爱心。还应在他们渴望安慰和体恤之时，善于安慰，善于劝解，并且，由衷地予以体恤……
于是，他们后来都非常信赖也不无庆幸地选择了母亲。
于是，母亲也就以她母性的本能，义不容辞地将他们庇护在自己身边。像一只母鸡展开翅膀，不管自家的小鸡亦或别人家的小鸡，只要投奔过来，便一概地遮拢翅下……
那些城市中的小儿女啊，当年他们并没有什么可回报母亲的。只不过在年节或母亲生病时，拎上一包寻常点心或两瓶廉价罐头聚于贫寒的我家看望母亲。再就是，改叫“大娘”为叫“妈”了。有时混着叫，刚叫过“大娘”，紧接着又叫“妈”。与点心和罐头相比，一声“妈”，倒显得格外的凝重了。
既被叫“妈”，母亲自然便于母性的本能而外，心生出一份油然的责任感。母亲关心他们的许多方面——在单位和领导和工友的关系；在家中是否与亲人温馨相处；怎样珍惜友情，如何处理爱情；须恪守什么样的做人原则，交友应防哪些失误；不借政治运动之机伤害他人报复他人；不可歧视那些被政治打入另册的人，等等……
母亲以她一名普通家庭妇女善良宽厚的本色，经常像叮咛自己的亲儿女一样，叮咛她的干儿女们不学坏人做坏事，要学好人做好事。
此世间亲情，竟延续了三十年之久。我曾很不以为然过，但母亲对我的不以为然也同样不以为然。她不与我争辩，以一种心理非常满足的、默默的矜持，表明她所一贯主张的做人态度。直至她去世前三天，还希望能为她的一个干女儿和一个干儿子促成一次大媒……
而他们，一个帮着四弟将母亲送入医院，一个一小时后便闻讯匆匆赶到医院，三十几个小时不曾回家，不曾离开过医院！
母亲逝后，她的干儿女们都纷纷来到了弟弟家。
我说——不必在家中设灵位了吧！
他们说——要设。
我说——不必非轮守四十八小时灵了吧！
他们说——要守。
这些三十年前的城市平民家庭的小儿女啊，三十年前是小徒工们，如今仍是工人们。只不过，有的“下岗”了；只不过，都做了父母了。
他们都是些沉默寡言之人。
我离开哈市时，仍分不清他们中几个人的名字。
他们不与我多说什么。甚至根本就不主动与我说话。
他们完完全全是冲他们与母亲之间那一种三十年之久的亲情，而为母亲守灵，为母亲烧纸，为母亲送丧的。
三十年间，我下乡七年，上大学三年，居京二十年，我曾给予母亲的愉快时日，比他们给予的少得多。
回到北京，我常默想——从今后，我定当以胞弟胞妹视待他们和她们啊！
至于我自己的几名中学挚友与母亲之间的亲情，比三十年更长久，从我初一时就开始着了。那是世间另一种亲情，心感受之，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每独坐呆想，似乎有了一种答案——那时时浮现过我眼前的画面中那一桶清澈的井水，是否便意味着是人世间的一种温馨亲情呢？母亲的母亲，给予在母亲心里了。而母亲只不过从内心里荡出了一些，便获得了多么长久又多么足以感到欣慰的回报啊！这么想很唯心，但请不要责怪儿子的痴思。
愿此亲情在我们中国老百姓间代代相传。
没了它，意味着是我们普通人的人生多么大的损失啊！
母亲我爱您。
母亲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