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分明对我落到这种地步很高兴。讲究穿着的上海人还是比全国其。
虽然“文革”时期，”
又问。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我的心里感到了一种泄，
我以我认为恰当的方式泄了。“信推拿疗法，”
我这才稍稍心定，又严肃地问：“都写了我些什么？为什么不先让我过过目？感到了一种：
猜了几猜？没猜到！……
自从阳台上有了“十姐妹”，便热闹起来。“说”时其音细碎一片。“小姐”们一会“说”，吴侬软语似的，使我联想到一群上海姑娘聚在一起聊悄悄话儿。类乎“喳”的一个单音，“唱”时反倒不那么动，此长彼短，自我陶醉。没一个嗓子强点儿或可出息为歌唱家的。于“她们”正应了那句话——“说的比唱的好”。那时我正写作，便不免的会有些烦。常到阳台上去冲“她们”喝唬一句。喝唬一句大概能消停五分钟。于是最后只有关上几扇门，隔断“她们”的噪音。将自己关在最里边的小屋。
在医院里，在母亲的病床前，以及在母亲出殡的过程中，我见到了母亲的一些干儿女。
八岁的儿子也对它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开始经常捧着那漂亮的小蜗牛们的“城堡”观赏。那一种观赏的眼神儿，闪烁着希望之光。都是希望之光，但与母亲观赏时的眼神儿，有着质的区别……
一对玉石健身球，是我花五十元为父亲买的。父亲听我说是玉石的，虽然我强调我只花了五十元，父亲还是觉得那一对健身球特别宝贵似的。他只偶尔转在手里，之后立刻归放盒中。其中一只被他孙子小时候非要去玩，结果掉在阳台的冰泥地上摔裂了一条纹……
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她说她回黑河结婚。她说她走之后，卫生所只剩卫生员小董一人，守着四间屋子，她有点不放心。卫生所后面就是麦场。麦场后面就是山了。她说小董自己觉得挺害怕的。最后她问我愿不愿在卫生所暂住一段日子，住到她回来。
“小梁，咱们连的毛著标兵要到师里去讲用，从今天起你别出工了，帮助写讲用稿！”
我第二天临行时，她又来送我。走到气象学校大门口，她站住了，低声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他们不许我迈出大门。”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柚子给了我：“路上带着，顶一壶水。”
同学说是邻家的姑娘唱的。
我将家中环视一遍，又说：“那就把咱家这对破箱子卖了吧！”
“哎，你也得吃！”
她重新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觉察出了我的异常处境。
现在我已拥有许多书了。我爱书。我的一项消闲事，便是包书皮。用上好的挂历的背面，雪白，包得美观极了。亲笔写上书名时，能体会到一种由衷的愉悦。
哥哥也酷爱文学。我对文学的兴趣，一方面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不自觉地培养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哥哥的熏染。
这一幕却被语文老师看到了。
“为什么？”
我语塞了。我看《红与黑》，是在初中一年级。记得读完这本书，我痛哭了一场。我最同情的倒不是于连，而是德·瑞那夫人。她对于连的爱，在我看来太令人伤心太不幸了。我想我要是于连，可能会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一枪，绝不忍去伤害那么样热烈那么样痴情地爱过自己的女人。而且看过《红与黑》后，我常常设想另一种结局——于连越狱逃走，带着德·瑞那夫人双双逃到一个孤岛或大森林里去，有情人终成眷属，生下一个女儿，白头到老……我就把这些想法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