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里呢，指导员和那个女知青的！是为了让另一个女知青，”政治部主任在电话中。要回来，指导员就去招生办交涉。认为别白瞎一个名额啊。
他像东北农村某。更具体说，对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的挑战情绪，促使我要求到木材加工厂去。这样的要求当然不会遭到拒绝。
“放下电话，立刻跑步到我的办公室！又将这个名额要回来了。
我那时年少气盛。一种对政，像《艳阳天》中的“马立本”。
听了妻的话，不禁忆起24岁那一年，瞧着手里做得针脚，另一位女性送给我的另一条红腰带……
我一惊，忙问：”
？“在哪了。
我不禁地坐了起来……
于是便宠出了“她们”的娇惯毛病。每至中午，倘不为“她们”提供此项服务，阳台上一片抗议之声，不予理睬简直就不可能。“她们”是很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或者可以说很培养我的文明意识——只要我在看着，绝不下水。其实我也不稀罕看。偷窥的行为就那么一次。女人们洗澡的美妙情形我早已司空见惯了，在电影里……
我的思想是相当唯物的。但受情感的左右，难免也会变得有点儿唯心起来——莫非母亲的母亲，注定了要在这一年的冬季，将她的女儿领走？我没见过外祖母。但知外祖母去世时，母亲尚是少女……
“奶奶，它们能长多大呀？”
我认真仔细地把灰尘擦尽，转而腾出衣橱的一格，将它放入衣橱里了。我那么做时心情很内疚。因为那手拎包作为父亲的遗物，早就该放在一处更适当的地方。而十余年中，它却一直被放在吊柜的一角。那绝不是该放一位父亲的遗物的地方。一个对自己父亲感情很深的儿子，也是不该让自己父亲的遗物落满了灰尘的啊！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那时我是位尽职尽责的小学教师，23岁。已当过班长、排长。获得过“五好战士”证书，参加过“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但没爱过。
再以后，连里的黑板报缺少半板字；宣传队的节目要用联接词串成一台戏；知青伙伴们写检查；老职工们交待历史问题；全找我。
我说：“怎么回去呢？我只剩几毛钱了！”虽然乘火车是免费的，可千里迢迢，身上总需要带点钱啊！
“文艺团体的？”
我说：“像平常日子一样过呗！”
这话是对儿子说的。
我不再有学友了。我处于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对母亲讲我在学校的遭遇和处境，怕母亲为我而悲伤……
家中没有书架，也没有摆书架的地方。母亲为我们腾出一只旧木箱，我们买的书，包上书皮儿，看过后存放在箱子里。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用的。我知道她准是取那套理工具去了。
第二天，那复旦的老师到师里去了。
隔了三天，他从师里回到了我们团，又把我找到招待所，一见面就对我说：“你的档案，我从团里带到师里了，如今已从师里寄往复旦大学了。如果复旦复审合格，你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学生了！”
我呆住了。半天讲不出话。
他又说：“关于《牛田洋》的那些话，你如果真入了复旦，是不能再说的。复旦很复杂，言行要谨慎。不要希望目前情况之下能在大学学到很多，自己多看些书吧！多看书，对一个人今后总是有益处的。”
事后我才知道，那一次招生，整个东北地区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名额，都分在了黑龙江省。黑龙江省又都分在了兵团。其中一个名额又分在了我们二团。陈老师住在招待所里，偶读《兵团战士报》，现了我的—篇小散文，便到宣传股，将我几年来表的小散文、小诗、小小说一类，统统找到，认真读了。还给黑龙江出版社去了一封信，了解我在那里的表现。然后亲自与团招生办交涉，将我的名字同复旦大学联在了一起。
是机遇吗？不是机遇又是什么呢？
从此我在许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机遇了。如果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对我不好，不连续两年推荐我，便没有这机遇。如果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那些老编辑们给我写封很坏的而不是很好的鉴定，便也没这机遇。如果陈老师不是偶然在招待所中翻看《兵团战士报》，仍没这机遇。如果不是陈老师是另外一位老师来招生呢？更没这机遇。
我的机遇是许许多多人给予我的。我甚至认为包括木材加工厂的卫生员和菜班班长。这次机遇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