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英老师说：我相信他们今后自己会有所认？做了一些错事，他们叫我帮忙卖。青年人受当年极左文艺理论的影响，对于批判过我，“这件事我怎么会耿耿于怀呢。我只好尽这份义务，可是推销半。许多人也是违心的。过去的事今后不要重提了。”
她笑了，说：“回答得好。我尤其应该原谅，那次在哈尔滨批判。是有背景的，一本也推销不掉，岂不是令我感到有点扫兴吗？“谁尽：”我说，都会感到扫兴的。如今肯定人人都有了啊！她才显然是出于礼貌不得不回答，”
我记不得自己对她提了。怎样回答的，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她说话极快，标点符号不分明。
那时我还不认识黄宗江老师，但已认识了黄宗英老师。在上海读书三年，我觉得最荣幸的事，便是认识了两个我极尊敬的人：一个是黄宗英老师，一个是菇志鹃老师。每每想到她们，心中便怀着感激。
我心想，我要找的是文化部，怎么来到了这么个地方啊！虽然我不过是普通的十亿中之一蚁，即使“文革”中犯了什么文化罪，也没有被《红旗》“坑”一下的资格。但我对这个地方还是有些诚惶诚恐。
被检阅后，我孤身前往四川的乐山，去探望父亲。父亲的通讯地址是代号信箱，问许多人全不知，到邮局问，答晓得这地方，但属军工单位，保密，不能告诉我。无奈按信箱地址给父亲拍了一封电报。
我走到她跟前，将门锁落下了。
我呆呆地看了他片刻，猛转身撇下他走了。直到毕业离校，我再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小莫走进来，问：“那小子来干什么？”
e老师就把我“犯错误”的事对他讲了一遍，还说：“大梁的态度这么不好，是毕不了业的呀！”
沃克说：“在中国，有一个中国人承认我是他的朋友，我觉得自己不算白来中国留学一次。”
我从大上海逃避到小小的朱家角，着实过了几天清静日子。老阿婆说我瘦得叫人可怜，顿顿给我做好吃的。
小莫的“谈判”以失败告终。
e老师随口问了几句在杂技学馆深入生活的情况后，话锋突然一转：“你最近丢什么东西了么？”
我和小莫阻挡，被粗暴推开。小莫的头咚的一声撞在书架上，我的暖水瓶不知被哪个家伙踢碎了。
我说：“是的。”
“你为什么要卖掉手表呢？为什么不向我借钱呢？”
沃克也坐在床上，面对面地望着我，那目光，仿佛在鉴别一个什么中国古董。
回到学校，沃克不在宿舍里，不知干什么去了。忽然间我觉得异常空虚，异常孤独，靠着窗框，像只猴子似的坐在窗台上，手中拿着一本《新华字典》百无聊赖地翻看，全然不怕掉下去，落h那么个下场。
沃克看完之后，望着我，低声问：“梁，你心里很难过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