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到北京已经整整八年了。时时有人转话给我，我再也没见过他，搞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批。八年来，第一顿饭是在宗。我到北京去的第一：
我至今仍，但当时肯定已五。”
后来有人指出那个小戏写的是“中间人物”，违反了“三突出”创作原则。宗英老师予以肯定和称赞，当然是“别有用心”。成了一条“罪状”，而且受到的是客人的款待。“黄宗江问你好。叫你到他家去玩，却一点也不像五十多岁的女性，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左右。焕着一种似，她神采奕奕。
菇志鹃老师又说：“你们都是年轻人，你们之间应该有更，今后都有志于文学。”
复旦大学中文系出席了一名教师，两名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参加小说组讨论，担任记录员。如果我没记错，茹志鹃老师，好像担任副组长。小说组还有巴金。
这是一个在“文革”中专门罗织罪名，以进行“焚书坑儒事业”为己任的地方啊！不但给中国的文化艺术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定罪，还给外国的也定罪。
“长征队员”们对住的条件很不满意，就用大毛笔饱蘸墨汁往洁白的墙壁上写各种标语口号。我离开那天，四堵墙壁仿佛挂了四张荷兰奶牛皮，黑一块白一块。其实，主人家的“外婆”对我们挺亲热的。我虽然没往墙上涂过一笔，却替别人感到十分内疚……我伫立在站前广场，想到今后将要在北京工作，成为一名都公民，心中自是不免有些激动。
“等等！”我叫了一声。
我抓起话筒问：“谁？”暗想没什么人会给我打电话的。
我朝房门一指：“出去！”
于老师叫住他说：“哎，小V，我不是亲手把汇单交给你，让你打电话告诉大梁回学校取的吗？”
随便点几样菜，要了三瓶啤酒。
我只告诉了小莫一个人我在什么地方，而且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他告诉了沃克，我有些不悦。我不愿被任何一个人扰乱我在小小的朱家角所感受到的清静。这小镇上最主要的一条街，又深又窄。两旁尽是歪斜的木板阁楼。对门住着的女人们，常一边坐在自家门坎上摘菜，一边隔街拉话。姑娘们结伴从街上走过，木底拖鞋在石路上出吧嗒吧嗒的响声，其声如梆，远远地传过来，又远远地消失了。给这小镇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音韵。而老人们在敞开的窗口隔街对饮，那真是一幅妙趣横生的画。镇外还有一条河。河上有古老的石桥。河中有木船驶来驶往。就这些，对我已足够了。我喜爱上了这小镇。而最主要的是，这小镇的政治氛围较淡薄，不那么压迫人。没有男性工宣队。也没有“不知将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女工宣队员。也许。只有镇“革命委员会”那幢不大的二层楼里的人们，才像别的地方的某些人们一样，有兴趣去玩从中央到地方的那同一局政治桥牌。总之我是那么不愿离开朱家角，不愿回到上海，不愿回到杂技学馆，更不愿回到复旦去。我真希望就能在朱家角呆到毕业，随便他们将我分配到什么地方。还有那张汇单，也见鬼去吧！随便他们给我下个什么结论！
似乎也只有这条路可走。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沃克却说：“这太软弱了，这太软弱了！我看让我找几个留学生狠狠揍他一顿才对！既然你们中国学生可以在工宣队的唆使下蛮不讲理地揍我，我也可以串联几个留学生揍V一顿！”
e老师脸色顿变，厉色道：“你好好看看。”
小莫刚放开沃克，门就被踢开了，闯进来四个男学生，也不开口说话，揪住沃克就打。
我说：“不安极了。”
“她是扫马路的。”
他又问：“你在想什么呢？”
我决定将自己那块上海牌手表卖掉，暂解拮据。是在延安西路上一家小小的委托商店卖掉的，作价八十五元。我声明要现钱，便只得到六十五元。买了一双鞋，照例是猪皮的。买了一条裤子，照例是“三合一”的。走出商店，现同学齐某，拎着大包小包，与哲学系的一高个子女同学边走边谈，亲亲密密，兴致勃勃。不愿被齐某看到，更不愿与他打招呼，我转身朝另一方向而去。
小莫帮我在h那些信件和书籍中翻找。翻找了半天，却未找到。
h还没回来。
沃克则在他的铺位一躺，头枕在双手上，眼睛瞧着屋顶。忽然，他低声问：“你知道吗，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
申·沃克曾经对评《水浒》的现实意义表过一通“独辟蹊径”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