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打电话与作者联系，难乎其难。真是层层，而一部影片若。
一部电影的拍摄，他嫌路远，约他到厂。那损失则可能是十几万，几十万，但那“犯错误”的可能也便同时下放到了各厂。把关者们还是比刊物的负责人们更顾虑重重。一篇稿子排了又抽下来，也不过就损失个几千元，至多上万元。希望到他家谈，如今“拍摄自主权”下，情况是。如今讲究“经济效益”，损失中包括了全厂职工的奖金，电影编辑们。是“怨声载，除个别人热衷于假什么名人或长之名，推平庸之作欲获责编费而外，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点。多数还是有艺术良心的。谦虚过分实乃虚伪。
一吐为快的文章必然失之含蓄。这篇文章当时被退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本欲寄给辛欣看看，一想有讨好卖乖之嫌，便放置起来了。至今仍保存着。
老李说：“怕什么？对张辛欣今天批得有没有道理，公正不公正，还需明天作结论呢！”我说：“你有这种气魄就好！我带你去！”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天很冷，我们到了中央戏剧学院，九点多了。
再后来，北大荒知青朋友肖复兴、6星儿、曹鸿翔，同榜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开始与我来往，每每谈及导演系有个张辛欣，这般那般的。
我再也躺不住，爬起来，匆匆穿上衣服，又去到了办公室。剧本未写作者的姓名和通讯地址，我迫不及待地想从信封上了解到。老王问我：“怎么又来了？”
我刚出门，就听他说：“唱！有什么了不起！”我复走进房间，怒问：“你刚才说什么？”他说：“你看你那德性！你当我怕你呀！”
我住的房间，四张床位。客满时一张床位也不空。那一时期时常客满。
入厂后我才知道，她是北影政治部主任。也是当时北影的“清查小组”负责人，文化部“清查办公室”成员之一。一个与她年龄不相上下，黑红脸微胖的男同志说：“我看一下档案。”
看吧，也算是鬼鬼祟祟的行为。放回去了。重新躺在床，心里还是不甘罢休。为什么不允许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档案袋里装着一些有关自己，有关自己父母和亲属的什么材料呢？
她说：“不管你缺不缺，给你留二十元钱。”将二十元钱压在枕下。我说：“我第一个月开支就还你。”
我不善交往，又唯恐打扰别人，就有点离群索居。然别人对自己的关怀，帮助，照顾，一次，一点儿，常系心头，不敢轻忘的。谁忘了，谁没人味。
又问：“有什么熟人朋友么？”
于今重新思考她这番话，我仍认为很有道理。无论对于报告文学作家还是小说作家，熟悉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生活，都是大有裨益的。
这话当时使我很受感动。她又说：“你是一个好青年。你可别以为你替《百合花》说了些辩护之词，我才夸奖你啊！我是凭直感。你长得像上海人，性格却太是北方人的性格了。我喜欢北方人的性格。”
身为讨论主持者不得不“请求”别人言。我看得出她把那“差事”当成一种罪受。读过《百合花》的人，都说茹志鹃老师该是个清秀女性。似乎不应像她本人身材那么高，手那么大，还吸烟。似乎她写《百合花》时，不是个百合花般的女性就不太对劲。而且还有的说她的名字也是那样的文雅。
被允许进入院内，急急地就往大楼奔去。
哈尔滨—北大荒—上海—北京，十年弹指间。我仿佛由18岁开始，做了一个长长的梦。一觉醒来，28岁了。可小时候，我连做梦都不曾想到过，28岁后我会成为一个北京人。
她睁开眼睛，问：“你吻过了？”
我明白究竟是什么萦绕着我的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