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了，那表情。郑重其，说，双手捧着，还给我。似乎信，“你们北影要热情对。不要将业余，问：“你的姓名了。”
原来，他刚参加过一个会。一位负责同志在会上点了北影，从：仿佛将千金至诚相托，我接过剧本，不要像‘四人帮’时期一样，搞得像个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入！”
我想到副主任家离他家较近，为了老头少走许多路，那时我。应诺了。从北影厂到火车站，路是够远的。倒了三次车到了火车站，还要倒一次车，下了车还要走十分钟。那一带我到北京后没去过，街道不熟，约定的时间又早——八点半。六点半便离厂，吃不上早饭，北京站附近买了一个面包，边走边吃。到了作者家中，我理所当然要请副主任先谈意见。老头看得很认真，用铅笔在稿纸格边做了许多记号，写了不少句“评语”，一边翻阅，一边谈。
在我们北影的《电影创作》即将复刊时，一天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交给我一个剧本说：“别拖，早看完。看完写一份书面意见给我。”
四届“作代会”期间，一位评论家，问我：“读了张辛欣在《人民文学》上的长篇散文《回老家》么？”答未读。
辛欣不在，她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们，她看什么戏去了。
我问什么样的一个“张辛欣”。
我说：“现了一个好剧本！”老王一笑：“好剧本会寄到外稿组？”我也顾不上回答，找到信封一看——北医三院团委张辛欣。
这孩子简直是在逼我粗暴。我挥手打了他一记耳光。
住客中有位锦州汉子。人倒不错，但我对他的存在感到非常头疼。他是位“睡仙”，和你说着说着话，眼皮就合上了。眼皮一合上，就徐徐然如巨石倾倒。人一倒下，鼾声顿起，如雷贯耳。夜深人静，那鼾声犹如一台推土机在动。我差不多快得神经官能症了。
她就将档案送给了他。
它像个影子似的，跟随着你一辈子。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你努力像个好人那么生活，但它却很可能向许多人证明你是个坏人。许多人相信它，远胜过相信你在生活中在工作中的实际行为和表现。“不得委以重任”，“有政治野心”，“思想意识不良”，“品行不端”，等等，等等。
她说：“你看，你没说实话吧！这就是你的家一样呀，还客气什么！”三天后，我又到文化部去。
我的不善交往，实实在在是不愿交往。我的不愿交往，实实在在是对目前社会上的一种交际之风的“消极抵御”。
我说：“没有。”宗英老师道：“那你去北京，人生地不熟，可是够孤单的。遇到什么困难，连个帮你解决难处的人都没有。这样吧，我告诉你我两位哥哥黄宗江和黄宗洛的住址，有了困难你就去找他们。”便写下了两个地址交给我。
排除作家的文学功力和才情这两方面因素，一位作家究竟拥有多少生活底蕴，究竟拥有多么大的“创作园林”，决定作家将取得多大的成就。
今年五月，我在上海为《上海文学》改稿，抽时间去茹志鹃老师家中看望她时，她向安忆的父亲介绍我，第一句话仍是：“晓声是个好青年……”她说这话从来是很认真的。
我没见到她之前，想象中这位使我崇敬的女作家，也不是她本人那个样子。但见到她之后，又觉得她就该是那个样子。觉得吸烟对她来说是一种特殊的风度。她那双男人般的大手，就是该写出《百合花》的手。如果她那双手小巧，倒是有点不像女作家茹志鹃的手了。
没想到在楼口又被一站岗的土兵横臂拦住，朝我要在大门外传达室填写的“来客登记单”。可我在院内急急走着时随手扔掉了。
“大串联”时期北京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到处都油漆成红色，使人心里骚乱不安，而且秋季的风沙还那么大。到军事博物馆去参观，西风卷着巨尘在马路上奔嚣。使人联想到骠骑赳赳过长街，蹄下宏沙乱飞扬的“元大都”时期。
我说：“是的。”
我明白我那种失魂落魄般的情愫究竟因何而产生了。
直到如今，我仍每每回想此事，不知自己当初对亦或错，得不出个结论。其实我并不算报复了V，我只不过是不肯原谅他对我的伤害，在完全可以成全他的情况下没有使他如愿以偿而已。这么想，似乎也就宽宥了自己。但进而一想，若我当初成全了他，说不定他分到北京之后，尚可能与其女友重归于好，结成伉俪，夫敬妇爱，一生幸福。爱是一种机缘，谁错过了则可能铸成千古恨。断送了别人爱的机缘，毕竟是有几分可恶的事。而且也太小人气度。这么想，又觉得自己当初很不应该。
我气恨得浑身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