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匆匆走入屋里，普通中学的红卫兵，
当年。既不但自己没打过人。我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对这件事做过较详的描述。不动也无，见床上的人面朝墙，没凌辱过人。没抄过别人，当年很凶恶的红卫兵，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红卫兵，只不过是身不由己地被“文革”所卷挟的青少年男女。他们和她们，
我当时的心理，往往大多数，
我认为；而且，即使在当年，起码是暗存困惑，对于此类“革命。
所以，倒是他们自己的脸上，仿佛他们的摄像机摄下的。都有种心照不宣的颇神秘，可能将是某一天突然变成现实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大多数应该永远驱逐，不得返城！”
此后，我有意识地渐渐远离一切所谓知青话题。北京以及其他各城市的知青，也再没起过算得上任何社会现象的知青活动。传媒中五花八门的话题层出不穷。“花边儿”炒成大块儿新闻的事例比比皆是。中国已进入空前的泡沫话题泛滥成灾的时代。城市人被此泡沫整日淹没其中，谁都烦得要命但是无处逃避。我每每暗自庆幸所谓知青话题的归于寂然。心想这对知青们先是天大的好事。不是明星不是演艺圈内人，终于被整体地忘却了，终于不再被整体地说长论短了，也终于都能够面对身为父母身为中年人的现实而“相忘于江湖”，这比总被整体地当成件似有分量其实已毫无分量不关大多数城里人痛痒之事一再地旧话重提老生常谈要强得多啊！有时候被忘却简直意味着是被仁慈地赦免。
策划者们较为乐观，较为自信，甚至较为兴奋。
但是，虽然返城知青们的怀旧等于缅怀青春等于回忆“上山下乡”的岁月；虽然“上山下乡”乃“文革”运动中之运动——却不等于念念不忘地回忆“文革”岁月更不等于缅怀“文革”。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中国返城知青们，先被某些中国人故意地，甚至可以说是不怀好意地歪曲了，也可以说常常遭到不怀好意别有用心的诬蔑和诽谤。那某些中国人，先是些舞文弄墨者。诸如某些文人，某些记者——他们中自以为深刻，自以为敏感，又专好靠了这两种“自以为”煞有介事地经常吹出一串串是非泡沫的人。他们或她们像些雌雄螃蟹，吐沫自娱，总是企图引起世人对自己的注意。世上本无事，也没那么多所谓“热点”、“焦点”，有时纯粹是他们或她们搬弄起来的。他们和她们还是这样一些人——保全自己达到谨小慎微的程度，在大是非大事件面前一向畏畏怯怯，噤若寒蝉，这就使自己们的存在根本无法令人重视。但又常常沮丧于此，失意于此。那么只剩下一件事可做，便是搬弄是非借以营造泡沫话题。
老年人喜欢回忆童年往事；中年人喜欢回忆青年往事；青年人喜欢回忆少年往事。大抵如此，基本成规律
我还说，假如某一天，某一个陌生人叩开了我们在座的谁的家门，他或她手里拿着一本“人名录”，说自己就是通过“人名录”找到你家的，说自己是“人名录”上的哪一个，说自己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急需什么样的帮助，那么“人名录”的意义就起到了。自己帮得了的理应热情帮助，自己帮不了的理应替对方联系“人名录”上的别人……
今天，我在离都四十多公里的昌平县境内一座园林招待所里写下这篇散记的最后文字，这地方叫“红泥沟”，附近有个小村叫“虎峪村”。时已入冬。西北风从大山深处窜出来，猛烈地呼啸着，嘶嚎着，从树枝上往下掠着枯叶。整个招待所大院里，算服务员在内，只五六人，几排空房，门扉作响，仿佛闹鬼。还没来暖气，我的房间冻手冻脚，呼气可见。桌上，几枝月季，插于瓶内，蓓蕾维持着最后的生命力。是我白天剪下来的，不忍它们于寒冷过后，落红满地。
我就想到了《娜娜》这本书结尾的两句话：打到巴黎！打到巴黎！……
妻忍不住打断他的话说：“那么对她就毫无办法了么？”他又沉默了一会，喃喃自语地说：“只有一个办法，我在中国的合同一到期，就带她立刻回瑞典。摆脱了那个美国人的纠缠，她也许会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