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几乎使我们整代人中的每一个一旦遭遇“文革”话题则不免地羞愧无言。也就只有一个男知青班，因为最初连队总共十几名男知青。便是下乡前在武，当了男知青们的班长。立刻明白别人在眈眈盯着自己脸，就如林冲们杨志们一旦。和他同校的一名初二的知青，曾神秘地向我透露——他。除了我俩，其他男知青来自三四所中学。有一名“工读”学校的高二的男知青，胸前一片狰狞可怖的疤痕。据我后来所知，
我下乡不久。我的知青知己是和我同校且，他如今在《健康报》工作，下乡纯粹是为了躲避追究。半年后他从我们连队消失了，“要批判思想：据传是被恢复，不要凌辱人格！”
上高中是为了考大学。一脚大学门里，尤其重点中学，一脚大学门外——“文革”正是在这种个人前途攸关的时候明明白白地告知他们：“革命”积极的可以继续上大学。高考制度废除了，上大学完全不需要考试，只以“革命”的表现来论资格。“革命”特别积极的，甚至可以直接培养为革命干部队伍的接班人。表现消极的，那只能怪你自己。那你白上高中了。这已经不是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而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诱导了。又，在全国各大城市，凡有高中的中学，几乎皆各级重点中学。这类学校的红卫兵“革命”精神高涨，实属必然。在这类学校，高中红卫兵是主角，初中红卫兵只不过是配角罢了。
所以，除却大学不作分析，中学高中红卫兵们的劣迹，主要生在“老三届”中，“新三届”的同代人，显然比较冤枉地受了红卫兵狼藉名声的牵连。其大多数当予以平反。
为什么外国的电视台，采访中国的当代返城知青亦即当年的红卫兵，都偏偏要选择在“黑土地”进行呢？——因为那里四壁贴着maozedong当年身穿军装，挥起巨手动“文革”的一幅幅宣传画。
“中国只能将希望的目光从这报废一代的身上越过去，直接投注于下一代身上！”
那一场义务演出的义务主持人是王刚。
这其实无可厚非。今天除了政府部门组织和在经费上支持的种种义演，已再没有任何非商业运作的演出。
那岁月里有他们的浪漫，也有他们的苦难；是他们的人生逆境，也常被自己们视为人生资本。
于是大家皆笑。
“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始目的一被触及，其理想色彩彻底剥落，“知青”们头脑中残存的使命感化为乌有。明白了自己只不过是解决当年城市就业难题一大举措的牺牲品，明白了是伟大领袖当时希望尽快结束“文革”混乱局面的“一着棋”，于是觉得自己们不但是被“撵”下去的，哄下去的，而且简直是被“诓”下去的，难免悲从中来。怅回，昨今追求两茫茫。泣忆无数个“客愁西向尽，乡梦北归难”的流放日，“心不怡之长久矣，忧与愁其相接”。那悲中，自然还有着不知究竟该向谁倾诉的灰。何况，当初的理想色彩和使命感，在近十年的艰苦岁月中，在仿佛被抛弃了的日复一日的企盼中，本已从他们的心理上精神上瓦解得差不多了。如同鱼市收摊前的活鱼，拨一下虽还能在浅水中游动，扔到案上虽还能剧烈扑腾，但已是鳞败鳍残了……
冷也还是要写下去。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他们，是否也沿用一颗子弹夹在信中，向一个作家挑战？
我回信说：目前的中国，政策对外开放，几乎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渴望扩展自己精神的、思想的、观念的、经历的和生活的天地。更多的中国人凭的是天才、学问、知识、勤奋，在国外获得荣誉和学位，使全世界相信中国人的普遍智商一点也不比西方人低。他们是真“强人”。而小雯，不过是一个商品化了的女人。因而她的冒险精神，不过是“通货膨胀”现象。这种女人，中国有，瑞典有，美国也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
妻送小雯下楼，沃克有意缓步，对我说：“三天后我们将在海员俱乐部举行婚礼。我希望你们夫妻能抽出时间去参加。你知道，我的中国朋友不多。你是我在中国留学时期的同学，是我最好的中国朋友，又是一位年轻的中国作家，你能参加我会感到特别高兴的。”
她的高傲在我内心里引起了一种潜在的厌恶。虽然什么也没交谈，我却觉得已经将她看透了。我心中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趁她还没与沃克结婚，我应该坦率对沃克讲出我的直觉印象，否则对不起朋友。如果沃克仅只是一时迷乱地爱上了一个女人而不打算与之结婚，我的话未必起什么作用。但他是要娶一个女人做自己的妻子，我的话对他肯定会生重大影响。我知道这一点
他含糊地告诉我，是在一位什么干部家中认识的。“她报考电影学院表演系，没考上。被那位干部的儿子看上了，我就与她的情人展开了一场争夺，结果我大获全胜。”我一声不吭。
他告诉我，他要到重庆去一次。我问他公事私事？多长时间？
他们大不以为然，都用不乐意接受的目光瞧我。我说：“这不仅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批评。每一个中国人在今天都有权对这一类事情提出批评。第一，那块牌子竖在车床前，一天不擦，就会积满灰尘，有碍观瞻。天天都擦，使工人增加了一件小小的麻烦事。他们嘴上不说，心里并不高兴。崇敬若非出于自愿，定然适得其反。第二，它挡住光线，也挡住工人的视线，违反安全生产条例，也许会成为什么不幸事故的隐患。第三，中央领导同志肯定不知道你们这种做法，知道了也会批评你们。第四，它早早晚晚是要被去掉的。早去掉，主动。晚去掉，被动。晚去掉莫如早去掉的好。第五，它竖立在那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面面相觑了一阵，其中一个说：“我们将那块牌子竖在那儿还没多久。竖在那儿的时候，无须解释什么，人人明白。再由我们决定去掉，就总得解释几句吧？不解释不太像话吧？可又叫我们如何向工人们解释呢？”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儿子却从我怀中挣向妻，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抱，摸咂咂！……”
他告诉我，有一位什么什么局长，通过什么什么关系认识了他，然后便多次主动请他到家中做客，并把自己的两位女儿介绍给他。再后来通过第三者向他暗示，希望他这位年轻的瑞典博士成为那局长“同志”的大女婿或二女婿。“无论我爱上哪一个都可以。‘两个之中任你挑’——他们的原话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沃克那张英俊的、王子气质的脸上，呈现出极其鄙夷的表情。
我说：“一支也不买了，骑车，还带孩子，拿不了啦。”
他打量了我一番，见我一身衣服，旧而且土，问：“您是什么人物哇？”口气中含着蔑视。
他这次是到驻中国的一个办事机构工作的。他从“青年报”上看到介绍我的小文章，才询问到我的住址的。
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时刻，也是最使人难以承受的目光。我觉得他那目光是穿透到我心里了。
我说，如果不生“十年动乱”，我也许拍出至少两部影片了……
碰上了和我一样不具慧眼，也无伯乐精神的编辑！走投无路，不再犹豫，不再顾虑，草草填了信封，便退。我想，主任要我来当这个剧本的责编，还真是选对了人。我自以为“不辱使命”。
五天后，政治部主任拿着厚厚一封挂号信，找到我的办公室，说：“小梁，有人写信告你。”我吃一惊，暗想我没做什么违法犯科的事呀？也没搞过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谁告我什么呢？因问：“张冠李戴了吧？”
正说着，辛欣回来了。我将老李介绍给她，替老李向她表明诚意。她坐下去，默然无声。
而我的毕业鉴定上却写着：“同‘四人帮’做过斗争……”一条永恒的荣誉。
根本无须统计便可以十分有把握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当年的知青，如今人生较为顺遂的，十之七八是他们和她们。
我指出这一点，绝不怀有任何如今对他们和她们心怀不良的意图。事实上我一向认为，他们和她们的较为幸运，简直可以说是十年“上山下乡”运动本身体现的有限之德。否则，若将几千万知青的人生一概地全都搞得一败涂地，那么除了一致的诅咒也就无须加以分析了。
那些智商优异在校时偏重于数理化的知青，如果后来没考上大学，没获得深造的机会，其大多数的人生，便都随着时代的激变而渐趋颓势。甚至，今天同样面临“下岗”失业。
我常常忆起这样一些“老高三”知青。后来也曾见到过他们中的几人。一想到他们是学生时特别聪明特别达的数理化头脑，被十年知青岁月和返城后疲惫不堪的日子严重蚀损，不禁的，顿时替他们悲从心起。
我曾问过他们中的一个——还能不能对上高中的儿子进行数理化辅导？
他说翻翻课本还能。
又问——那，你辅导么？
他摇头说不。
问——为什么不？
说怕翻高中课本。一翻开，心情就变坏，就会无缘无故脾气。
接着举杯，凄然道——不谈这些，喝酒喝酒。
于是，我也只有陪他一醉方休。
以上两类知青命运的区别，不仅体现于“老”高三“老”高二“老”高一中，而且分明地也同样体现于“老”初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