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儿女们比照自己的同代们，比如我以前也爱自我标榜这一种可，
这些人常常被社会赋。
不消说，而他们正处在一个人人从小就被诱导着向优越比的时代。却总也不大能真切地体会到。也打算虚心体会一番幸福着的感觉。都是男性，
细思忖之，不知算不算知青一代的青春时尚？
全世界的情形都是如此。
与那些别人相比，他们原本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也无热情。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吼”而已。因为幸福的，
我。归纳了以下几，毛主席当年用词是非常准确的。在校继读而为“学生”。也不可能考入大学（因高考制度已废除，“老三届”当年既不可能滞留于校继读，还不可能就业转变学生身份，成了浮萍似的游荡于城市的“三不可能”的“前学生”。无所事事，除了一味。而一味“造反”，既不但自己们烦了，毛主席也开始烦他们了。
而依我想来，“文革”话题在中国，也许将比知青话题更长久。起码，将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存共亡两个话题，似母子关系。
“没打他身上为什么好几处青紫？！”
她的声音立刻被台上的口号压住……
还有一些中等专业学校的红卫兵们，“革命”的暴力倾向当年也有目共睹。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身份将很快不再是学生。而他们其实留恋学生身份。红卫兵是他们以学生身份所进行的最后的人生表演。因为是最后的，所以格外投入，而且希望一再加场。
在“老三届”中，以我的中学母校哈尔滨二十九中为例，略作回顾，便见分晓。我所在的初三九班五十四名学生中，仅一人在某次批判会上打过某位教俄语的男老师一次，另有一二人参加过抄家。因为他们在班里是太少数，所以我的记忆很牢固。打过老师的那名同学，当年是我们—些关系较好的同学之一。而且，正因为关系较好，又因为那次批判会是本班级范围内的一次极小型批判会，所以有人敢于公开遏制。当然，公开而严厉遏制的，是我和另外几个他的朋友。事后我们都很生他的气，数日内不愿理他。并且，告知了他母亲。他母亲又将他狠狠训了一顿。近几年我回哈市，与中学老同学相聚时，共同忆起当年事，他们都不免地自言惭愧。我们全校三个初中年级共一千二百余名学生，屈指算来，当年有过凌辱师长打骂师长劣迹的，组织过参加过抄家的，最多不三十人。而且，几乎一向是他们。他们中有平素的好学生，也有名声不太好的学生。好学生，唯恐被视为旧教育路线的“黑苗子”，故“决裂”特别彻底，表现特别激烈。希望通过“造反”，校正自己的形象，重新获得“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自己的好印象，依然是“苗子”。至于那些名声不太好的学生当年的真实想法，据我分析不外乎三种：一，投机。过去我不是好学生，现在好与不好的标准不同了，甚至截然相反了，我终于可以也是了吧？不就是“革命”不就是“造反”么？比功课方面的竞争容易多了，也痛快多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出手”白不“出手”，“革命”鼓励如此，何乐而不为呢？二，泄私愤。过去我怎么不好了？哪点儿不好了？原来不是我不好，是过去的教育路线教育制度不好，是老师们校长们教导主任们过去不好。原来我受委屈了，始终被压制啊！有毛主席撑腰，现在该轮到我抖抖威风了。哼，他们也有今天！……三，自幼受善的教育太少太少，受恶的影响太多太多。心灵或曰心理有问题。那恶的影响也许来自不良家庭成员的怂恿或教唆，甚至可能干脆是从父母那儿继承的。也许非是来自家庭，而来自家庭学校以外的某一恶环境。他们其实并无什么投机之念，也颇不在乎自己给哪一条教育路线哪一种印象。只不过快感于自己心灵中恶的合法又任意的释放。你若问他对哪位师长曾怀恨在心，他们极可能大摇其头道没有的事儿！而这又可能是真的。但他们就是抑制不住地非常亢奋地去凌辱人伤害人打人。那时他们体验到无法形容的快感。这些人是最冷酷最危险的红卫兵。如果“革命”号召用刀，他们便会公开杀人取乐。像日德法西斯当年屠杀我们的同胞屠杀犹太人一样。恰恰是这样一些红卫兵，后来绝少忏悔，甚至于今也不忏悔。谈起自己当年的行径往往狡辩地说：“当年我被利用了，上当受骗了。”
我满足他们的请求，实在是因为他们的可笑简直使我觉得可以游戏的心情对待他们的采访。
当年我听许多上一代人，包括许多一向心肠宽厚的知识分子和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憾然而耿耿于怀地说过类似的话。
由别人们想着，达到的纯粹是别人的目的。
但当时我表了言词较激烈甚至可以说情绪有些冲动的反对意见。
当时，大家的动机，的的确确这么简单，这么现实，又这么天真烂漫。
好吧，我就应战！手在抖，心在寒。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愤怒……北京，北京，我在心中呼唤着你，像呼唤母亲一样。我多想依偎在你的怀中，暖暖我的身子，暖暖我的心！同时，让我倾听母亲的心脏——是在怎样有力而安稳地跳动着。母亲心脏的动音，对我——是一支摇篮曲。
他说：“小雯今晚跳舞去了。”我便不再问什么。
我的外国朋友对我赞美一个中国姑娘，而且这姑娘又将成为他的妻子，我心中自是很高兴的。这总比他当着我的面骂中国人好。但他的许多赞美之词却使我心中产生忧郁。一个才小学文化水平，字也写得太糟糕，还想当电影演员，当不上了还成为一个素昧生平的纨绔子弟家中的寄宿客，最终又倒入一个外国人怀抱的中国姑娘，总有令人感到不那么可爱的地方
他说一切待他回来后向我“汇报”。
我告诉他们，我已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信，请他们转中央领导，由领导批示，他们照办就得了。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儿子不知从哪儿翻出一个小盘大的毛主席像章，还挺新的。
我说：“那你就挑一个呗！你不是希望寻找一个中国姑娘做你的妻子吗？”
此乃“贴”风的第三层次。
我从书包里翻出自己的作协会员证，放在桌上，说：“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虽然是小人物，可这家餐厅的服务员中，就必定有知道我的姓名的。”
“某某司令员啊？他儿子和我哥儿们！”
他说：“我们到楼外走走好吗？”
我想，权力之与文学艺术，恰如铁树之与菊花，本非同科木，“嫁接”也难活。偏若移花接木，何类“狗扯羊皮”？
知青一代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城市离婚率，定会再翻几倍……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在此文中，频用“他们”和“她们”，仿佛我自己非是返城知青似的。不用“他们”和“她们”，那么便得写成“我们”了。而我又明摆着比大多数活得顺遂，并不面对“下岗”和失业的烦愁，起码，目前还未面对，故我是特例。在许多方面，不能代表普遍。自谓“我们”，虽显着亲，却有冒认之嫌。
故用“他们”和“她们”，近距离内作扫描状，带着感情作客观状，以局外人似的口吻说道同类之事——这总比明明不能代表普遍而又偏要自作多情地强调共同的“血缘”背景好。
我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