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反了同泰会呀，李国瑞是个参军多年的老战士。杜烽的《李国瑞，那里讨厌”，编写出不少反映部队战斗生活的剧作。一九四二年以后。
人民军队一向重视以戏，剧本描绘，作者既不是把李国瑞的落后，它们都是由人的主观感觉所构成的，并，“大纪律不犯，小纪律不断”，“调到那里，有更多的戏。生活散漫。思想落后事实的描写和记录，也没有把他的转变写成是个人内心斗争的结果；而是把这些都放在部队整风前后的历史背景下，强调一个战士的落后和先进，特别是与连队干部克服残余，总是与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紧密相关的：从李国瑞的变化，整风运动，人们看到。这要比孤立地叙述一个人的转变，具有更多的现实内容和思想意义。剧本根据真人真事写成，剧中人物大多保持原来的事迹，姓名也没有改动。有的人物原型，还直接参加了剧本的修改定稿。这种写法，在当时的话剧创作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个剧本真实地反映了人民战士成长的过程，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九股山的英雄》战斗剧社新四旅宣传队集体创作，林扬、严寄洲、刘莲池编，取材于一九四七年三月的延安保卫战，歌颂战士英勇沉着的战斗精神，也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鲁易、张捷的《团结立功》，虽然也以落后人物的转变为主线，却着重于生气勃勃的连队日常生活和亲如一家的军民关系的渲染。这几个剧本，写出了部队生活的特色，对话也生动有力，从不同的方面，真切地表现出人民军队的阶级本质和英雄气概。
《逼上梁山》在艺术形式上也做了相应的改革。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就打破了旧京剧行当的限制，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的要求，运用京剧表演形式而又不完全拘泥于传统的程式。在舞台布景与效果方面，也进行了改革的尝试是一种完美的平等状态，但财产尚无保障。卢梭认为，自然，虚实结合，突破了旧京剧那种亲纯的象征性布景的限制，使用了飞雪等现代布景手段，增强了演出效果。
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
内容和主题同样与根据地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密切地联结在一起的，还有那些抨击封建迷信的旧习俗、提倡民主科学的新风尚的秧歌剧。由于根据地大多建立在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原先都十分落后的农村，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得极其激烈。自己就生活在这种冲突的漩涡中的农民群众，更喜欢在作品里进行移风易俗的宣传。象《买卖婚姻》、《小姑贤》、《算卦》、《神虫》和《回娘家》等剧类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认为“诚者，天之道也。”《中庸》把，从剧名就可以看出，笔锋都是指向婚姻制度家庭生活中的专制主义和算卦敬神之类的迷信活动的，揭露这些在长期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形成的旧风俗旧习惯如何继续毒害群众。这些剧作，让顽固坚持老一套的人们当众出丑，狼钡不堪；给革新者以赞美和支持。落后的习俗曾经制造过多少人间悲剧，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仍然给人们带来痛苦和不幸。但在根据地，成了生活主人的劳动人民，深信必将逐步战胜这些陈旧落伍的事物。这类作品大多采取喜剧或者闹剧的方式，在嘻笑声中将它们埋葬。欢乐和笑谑，正好加强了剧作鞭挞和嘲讽的力量。农民把新秧歌称为“斗争秧歌”。这些爱憎分明、辛辣有力的作品，尤其显示出斗争的思想锋芒。
延安学生吃的是一天一餐稀粥，二餐小米包每周吃一两次馍，菜是大锅菜，伙食管理得好的学校还经常可以吃肉。王实味所说的“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是发生在某学校刚开办的时候，由于天下雨不能驮米的缘故，曾吃了几天稀粥。这是一种特殊情形下的极偶然的现象，而王实味却用来当作挑拨青年学生的最好的资料了。
就这样，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即转变思想，又获取源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为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所指明的根本道路。这是一条康庄大道。毛泽东同志这一主张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完全符合文艺的特点。文艺必须反映客观生活，忠实于客观生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艺对于生活的反映，又总是通过了一层作者思想和艺术的折光的，没有这层折光，便没有文艺作品的产生，这里就有了作者主观思想感情和对生活认识的问题。一个作品如果要激动人心，引起与读者感情上的强烈交流，先决条件是它所反映的生活不仅真实，而且确实首先使作者本身强烈的激动过。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总是经过文艺家心灵的浸润，饱和着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当然，文艺家的思想感情又必须寓于对生活本身的客观描绘之中，而且不应该是违背生活真理的偏见。离开了生活真实的那种感情宣泄，只会成为空洞叫喊，不会有艺术感梁力；而反过来，对于要反映的生活无动于衷、漠然处之，也同样难以产生出感人的作品。在这里，被反映的客观生活与反映者的主观思想之间的任何分割，都会背离文艺的规律。正是文艺的这种特点，不仅规定了文艺家思想感情的改造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而且也要求文艺家的思想改造必须遵循一条特定的途径——一条把思想改造跟获得创作源泉统一起来的途径。离开了这条特定的途径，就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无产阶级的作家队伍。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就是从两者统一的要求来阐明问题的。他提出的文艺家与工农兵的结合，正是同时牵动革命文艺赖以产生的两方面条件的一条总纲，是解决文艺问题的总枢纽，它一方面关联着文艺家思想感情的改造，一方面又关联着文艺创作源泉的获得。由于这两方面是在同一过程中紧紧地结合着的，因此，思想感情的变化既不脱离活生生的现实而致架空，生活素材的获得也因饱和着作者感情而富于生命。可以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入实际斗争，与工农兵结合，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当时条件下为无产阶级文学找到的一条根本生命线。有了这条生命线，文学就有了最丰富的源泉，永远不会枯竭，作家个人也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江郎才尽”的危险；有了这条生命线，作家才能“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有真正化为血肉的丰富充实的革命思想感情，产生为文学创作所必不可少的强烈的创作冲动，作家的无产阶级化也才有了保证。这是《讲话》在文艺史上的又一个突出的贡献。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为使整个局势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面转化，取得革命的不断胜利，我党中央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形势，抓住主要矛盾，决心以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作为克服困难的两个决定性的“环子”。毛泽东同志说：“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1055—1056页这样，在一九四一年前后，解放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卓有成效的大生产运动，为我们战胜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从一九四一年五月起，毛泽东同志相继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的著作，领导全党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为我们坚持革命斗争，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抗战爆发后陆续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他们看到了工农群众在民族斗争中已经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领略到人民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乐于将自己新鲜而有意义的感受，通过真实的记载和描述告诉全国人民“命”理释社会之治乱、人之穷达吉凶。知行观上提出“有行，促进抗日运动的开展；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致力于通讯、报告文学的写作。
沙汀的短篇中，展现了生活的积极一面并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有《磁力》。作品表现了国统区进步青年“充满了热诚和信心”，向往并奔向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景。那时常闪耀在袁小奇心目中的“一片广阔无垠的雪地”、“络绎不绝的跋涉者”、“所梦想的目的地”，与国统区’无声无臭”、“卑俗灰暗”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篇小说在收入短篇集中时为愚”《二程遗书》卷十八。，即经作者修改，删掉了袁小奇被逮回的提示注：《磁力》最被发表于《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合刊。1942年9月出版小小说集《磁力》时，作者作了修改，以奔向新的目的地结尾，更增强了对生活积极面的描写。《堪察加小景》后改名《一个秋天的晚上》写一个阿哥被抓壮丁、家庭生活无着因而沦为流娼的少妇，她在流落到一个城镇时又遭到乡长老婆的迫害，被当众侮辱并带上“脚柞”示众，但她却得了憨直的所丁和因躲壮丁而当了班长的小粮户的儿子的同情。作品在揭露“天下老鸦一般黑”的阶级压榨的同时，表现了底层人民如“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互关心和友爱的动人情景，在晦暗、沉闷的现实中闪耀着“对于生活的信赖”注：《沙汀短篇小说集·后记》的光辉。
骆宾基在战前写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和抗战爆发之初写的报告文学《东战场别动队》，曾以迅速反映抗日武装斗争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后来他写了收在《北望园的春天》集中的大部分小说和长篇《混沌》《姜步畏家史》第一部等作品。这些小说对现实和历史的反映虽然不够全面，但却显露了作者独特的艺术才华。其中《北望园的春天》是最能代表作者艺术风格的一个短篇小说。作品以战时后方的桂林为背景，写了一群蛰居在北望园的各色知识分子的庸俗、孤寂的生活，展示了他们的晦暗、颓唐的心境。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绅士风度十足却对妻子怀着畏惧心理、背地里又以对妇女评头品足为乐趣的政论家，有自卑而又自尊，终日沉湎在无法实现的艺术构思中的画家，有安于家庭的琐碎事务、对丈夫“顺从得完全失去了她自己的特质”的少妇，……透过这些知识分子生活琐事的描写，作者细腻的笔触深入到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处，向读者打开人物心灵的窗扉，揭示出他们在特定处境中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使人从中感受到那令人窒息的沉重的时代气氛。与这种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作者在短篇《乡亲——康天刚》中对一个执着地追求美好理想的农民倔强性格的描写。故事发生在清代初年。小说的主人公康天刚远离故乡，从山东渡海经海参威到关外，历时二十年踏遍千山万岭寻访人参，终于在临死时达到了目的，以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作品在离奇的情节中仍然重视人物性格的刻划。关东林海雪原雄浑瑰丽的景色，与人物的富于传奇性的经历、豪放倔强的性格特色融合在一起，具有动人的力量。《一九四四年的事件》一篇写一个小公务员由于生活逼迫沦为盗贼终于被判死刑的悲惨遭遇，对战时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制度进行了鞭挞和控诉，这是骆宾基短篇小说中揭露现实黑暗较为尖锐的一篇。长篇小说《混沌》是一部自传体形式的作品。故事以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间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写一个地主商人家庭中的少年儿童姜步畏的生活。作品通过姜步畏儿时的观感、心理活动，展示了临近苏联、朝鲜的中国东北边界城市的富有特色的自然风物、社会习俗和人情世态。收入作品画幅中的，一方面有中国的地主商人、朝鲜富户、白俄分子的富裕闲适、投机钻营、尔虞我诈的腐朽生活，另一方面也有中国劳苦人民、朝鲜佃户和俄罗斯苦力的含辛茹苦、劳碌奔波的生活图景。作品写景状物，体察入微；心理刻划，细腻逼真。在日常生活琐事的描绘中时时出现新鲜的意象，显示出生活本身的吸引人的魅力。缺点是由于作者生活范围狭窄，站得不高，对社会生活的描写仅仅停留在儿童的混沌的眼光里，不能从更高的角度反映出社会的阶级矛盾，作者的爱憎也没有得到明显的表露，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作品思想教育的意义。
战前写过短篇集《草原上》的刘白羽，进入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写了《五台山下》、《龙烟村纪事》、《幸福》等短篇集。其中大部分作品也以农民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为主题。《龙烟村纪事》一篇写一个参加过杂牌军队伍但尚未失去贫苦农民劳动本色的庄稼人，如何摆脱旧军队给他的羁绊，清除恶劣习气而参加人民子弟兵的过程。《歌声响彻山谷》在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表现了一个农村少女是怎样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基层干部的。《枪》一篇在严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的复杂关系中评论人物由具体之品评转到抽象之议论，开启魏晋清谈之风，，通过一个贫苦农民由对地主汉奸的个人复仇到具有革命觉悟的成长历程，突出了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这一尖锐主题。《金英》一篇合乎生活逻辑地写了一个曾经被迫在日军中工作、后来被俘的朝鲜女性的觉醒和成长，表现出中朝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共同立场和战斗友谊。作者在表现新的社会制度下真正觉醒起来的农民时，感情饱满真实，阶级观点鲜明，而且大多注意了人物性格的刻划，思想变化过程写得较为细致，叙述描写中不时辅以抒情笔调，直接抒发对人物的由衷赞美。缺点是用语艰涩，人物动作性不强，心理描写常失之孤立冗长。
《屈原》不但是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剧最辉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一九四四年底，作者又写成《离离草》，虽然怀着爱国主义激情和“野火烧不尽”的信心，企图表现东北人民坚持不懈的抗日武装斗争，但是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伊壁鸠鲁epikouros，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剧中斗争生活情景“全出臆造”，因此人物性格浮泛，缺乏真切感人的力量。一九四五年春写成的四幕剧《芳草天涯》，作者意在引导知识分子正确处理恋爱纠纷，以集中精力于抗战工作，在冲突安排和表现人物复杂心理方面，也不乏精巧的笔触。但是，剧本对某些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原谅和同情过多，政治倾向不够鲜明，并且把解决这类纠纷的根本途径，放在确立一个抽象的伦理观念上，过分夸大了爱情纠葛的作用的影响。
作者的诗句有时不免悲怆，却正是极度热切的反映：
三十年代中期曾经参加过《新诗歌》编辑工作的田间，很年轻时即开始诗歌创作。他坚持忠于现实、富于热情、勇于创新的作风，经历了诗歌风格和形式的明显发展，于抗战的烽火中锻炼成为有特色、有代表性的诗人。
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歌词，也曾经以朗诵诗的形式，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广为流传。抗战后期，在昆明等地，也曾有过热烈的诗朗诵活动古史辨派中国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以疑古辨伪为主旨，闻一多和朱自清都积极参加这个运动。抗战时期的朗诵诗运动，对于扩大诗的影响，推动诗歌大众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内容和形式上的局限性，它始终未能真正为广大劳苦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主要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
文艺要不要为抗日战争服务，这是当时分歧和斗争的一个焦点。在芦沟桥事变前后，正当国统区的抗日文艺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就有人对此发出了冷嘲热讽，把当时大量出现的通俗的小型的抗日作品，一概诬称为“差不多”、“抗战八股”和“公式化”，把作家积极从事抗日文艺活动，深入前线，叫做“前线主义”，等等。武汉失陷后，在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对人民抗日运动横加摧残的政治逆流中，利用当时进步文艺界要求努力克服公式化倾向的时机，梁实秋首先向抗日文艺界发动了攻击，提出文艺“与抗战无关”论。他在重庆《中央日报》由他主编的《平明》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对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文协”，肆意进行嘲弄和攻击，并公开征求描写“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声称“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写出来的却是“空洞的‘抗战八股’”注：梁实秋：《编者的话》，载重庆《中央日报》《平明》副刊，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的主张，立即遭到进步文艺界的驳斥，在重庆、上海、香港等地引起了反响。重庆的《抗战文艺》、《文学月报》、《大公报》、《新蜀报》等，连续发表了罗荪、陈白尘、宋之的、张天翼等人的批判文章，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作为时代号角，反映现实的文学艺术，更其不能例外的要为祖国的抗战服务”注：罗荪：《再论“与抗战无关”》，载重庆《大公报》《战线》，1938年12月9日，不可能与抗战无关。至于公式化倾向的产生，并非因为写了与抗战有关的题材，而是由于作家“与抗战有关的程度还不够深”注：宋之的：《论抗战八股》，载《抗战文艺》第3卷第2期，1938年12月10日，恰好说明作家必须更好地深入抗日的现实斗争。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经过进步文艺界的批判，很快地就宣告破产。但是，作为一种反对文艺与政治斗争相联系的思潮，它们或否认文艺有自身以外的目的，或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号，或以反对公式化为幌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始终时起时伏地表现出来。一九三九年后，沈从文连续发表了《一般与特殊》、《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文学运动的重造》等文章，把他心目中“一般”的抗日作品，称为“抗战八股”、“宣传文字”和“一团糟”，认为只有“远离了‘宣传’空气”，“远离了那些战争的浪漫情绪”的“特殊性的专门家”的工作，才是“社会真正的进步”注：沈从文：《一般与特殊》，载《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1939年1月22日。认为“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为政策工具后”，文学就出现“堕落倾向”，作家则变成了“趋时讨巧”注：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载《战国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的工具。因此，他反对作家与政治发生联系，要发动“文学运动的重造”，“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而变为民族百年立国经典”注：沈从文：《文学运动的重造》，载《文艺先锋》第1卷第3期，1942年10月25日。侍桁在一九四年写的文章说得更露骨，他说：“因为对于时代的过度的服务，因为对于抗战服务的过度的热心，便形成了目前一般认为不满的抗战八股”，他要求作家“对于他们的过度的抗战服务的热情有加以深刻检讨的必要”，“不应当再任着时代的洪流推逐”注：侍桁：《抗战文艺的再出发》，载《文艺月刊》第4卷第2期，1940年3月16日。文艺界曾对这些说法展开了批评。事实上，文艺与抗战的政治斗争联系，作家描写抗日的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责无旁贷的任务；不过文艺必须运用其自身的特征为抗战服务，作品要避免公式化、概念化，不成为“抗战八股”，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必须不违背艺术规律和艺术特点，从根本上为政治服务，为抗战服务。紧接着这个问题，文艺界又发生了如何反映抗日的现实生活，要不要暴露黑暗等问题的论争。
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辛辣的讽刺和浓郁的抒情笔调，逼真地写出了山西反动统治者在“防共”措施下所造成的“流言所播，草木皆兵”的情景。人们在春天里感受不到春天的温暖，周围布满了“恐怖的氛围”。作品对反动军阀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鞭挞，也是本时期一篇较好的报告文学。它同《包身工》一样，克服了过去报告文学只偏重于报导事实而不注意艺术加工的缺点，标志着我国年轻的报告文学的显著进步。报告文学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更大的发展——
蒲风1911—1942是中国诗歌会中最热心、最活跃的诗人，写有诗集《茫茫夜》、《生活》、《钢铁的歌唱》、《摇篮歌》、《抗战三部曲》、《黑陋的角落里》以及长诗《六月流火》、《可怜虫》等。蒲风积极实践中国诗歌会的创作主张，他的诗作紧紧抓住现实生活中两类迫切的主题：农村从苦难到觉醒的革命变革，人民争抗日以图存的强烈要求。在诗歌大众化方面，蒲风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探索。他的作品，虽然艺术上缺少锤炼，大多思想健康，感情充沛，诗风朴实，语言通俗，在摧毁旧世界、迎来新社会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端木蕻良，在这个时期里写有短篇集《憎恨》。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作者在其中怀着强烈的憎恨心情描写了东北人民在敌人铁蹄下的悲惨的生活。集首《鸷鹭湖的忧郁》一篇，表现手法简练而含蓄，是东北农村生活的一幅凄厉郁怒的画图。舒群的短篇《没有祖国的孩子》西欧、美国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主要代表有法国的阿尔，背景同样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下的东北，主人公却是失去了祖国的朝鲜孩子。小说通过中、朝、苏三国少年的真挚友谊，表现出对于侵略者同仇敌忾的激愤。此外，他还写有中篇《老兵》等作品。
沙汀与艾芜曾经是成都省立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一九三一年在上海重逢后，共同献身于文学事业。沙汀最初的创作企图是反映当时的伟大土地革命和多方面地刻划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短篇《法律外的航线》可以说是这时期作品的代表。作家把他摄取生活的镜头放在航行长江的一只外国商轮上，既写出了帝国主义者对待我国人民的海盗式的面貌，也显示了长江上游两岸逐渐咆哮起来的农村图景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党内外思想状况，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可以看出作家可贵的革命感情和巧妙的艺术构思。但由于缺乏斗争生活的实际体验，描写无法深入；有关红军的活动和党领导下的农民暴动的情节，一般都用侧面的、虚写的方式表现，若隐若现，不容易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沙汀以后便把笔端转向了他所熟悉的四川农村，赢得了“农民作家”的称号。农民中被压迫者的苦难生活和纯朴心灵，以及封建统治者及其走卒们种种可鄙可笑的行为，成了他接着出版的短篇集《土饼》和《苦难》的主要描写内容。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可是在地方军阀的中世纪式的统治下，闭塞落后，生活象死水般沉滞，霉烂发臭，又充满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和丑事，是个十足的黑暗王国。在《凶手》、《丁跛公》等篇中，沙汀已经显示出他善于表现这种阴暗的现实生活的特殊才能。沙汀同张天翼一样，也是在描写人物的性格和遭遇的时候显示出讽刺锋芒的；但沙汀没有张天翼那种明快和机智，而以含蓄和深沉见长。沙汀是一位以革命现实主义著称的作家。在怎样真实地揭露和有力地鞭挞旧中国的黑暗现实方面，他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创作上获得更大的成功。
前一首表现了革命者克服一切困难验阻的“降龙伏虎”的气概，也是一个革命战士的誓言。后一首格调淳朴，富有风趣，以回答问讯者的口气，表现了革命者的生活目的和抱负，而读来音节自然，声调和谐。在这类作品中，歌颂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数量最多。有些是正面歌唱红军英勇斗争的，如有名的《上前线》注：《上前线》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后由肖华将歌词重新作了修改，收入电影纪录片《五首战歌》中充满着强烈的战斗气氛，表现了红军无比的胜利信心。也有一些是利用歌谣形式来概括斗争经验的，如伯钊等在泸定桥写的《打骑兵歌》，它指出了敌人骑兵的弱点的红军打垮它的有利条件，对于革命部队有很大鼓舞作用。这些歌一直被传唱着。
欧阳予倩上一时期的剧作，主要描写男女爱情问题和家庭纠纷，借此鞭挞封建礼教。随着时代和作家自身思想的发展，本时期创作题材也有所扩大。《屏风后》通过女伶忆情母女的不幸遭遇和“道德维持会”会长父子的道德败坏的生活，揭发了封建卫道者遮掩在“屏风”后面的恶德丑行；《车夫之家》展示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并控诉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罪行；《买卖》揭露买办阶级甘心以自己的亲人作交易的卑鄙行为；《同住的三家人》描写城市劳动人民在军阀屠杀、内战频仍、纸币贬值的情况下的苦难生活，并指出只有“不受有钱人的欺骗和麻醉”，“跟大家去打开一条出路”，才是正当的办法。这些题材都来自作者的亲身见闻，有很强的生活实感，兼之作者舞台经验丰富，写作技巧熟练，人物形象比较生动，往往能在短短的一幕戏里揭示出相当深刻的社会意义——
我们将要跳了！
一九二五年以后，蒋光赤以较多的精力从事小说创作。中篇《少年飘泊者》，作者自称是在“花呀，月呀”声中“粗暴的叫喊”。它写农村佃户少年汪中，因父母被地主所害，流浪异乡，经历各种遭际，最后走向革命，牺牲在战场上，通过汪中的流浪历程，小说展现了“五四”到“五卅”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洋溢着分明的爱憎，有较强烈的浪漫主义色采，在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不健康的思想感情。一九二六年所作短篇集《鸭绿江上》，共收小说八篇，借不同社会生活的描写，反映了民族、阶级之间的不平，革命倾向相当鲜明，但有些部分尤其是写爱情故事的部分也具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其中《鸭绿江上》、《弟兄夜话》等篇较有特色。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战取那新的太阳和新的宇宙！
问句漳河是谁造的罪？
桃花坞，杨柳树，
漳河流水声呜呜！
戏鼓咚咚响连天，
唱尽古今千万变。
唱尽古今千万变，
没唱过俺女儿心半片！
恨咱不能拔起山，
把旧规矩捣成稀巴烂！
……
革命胜利了，人民解放了，封建的古牢冲塌了，“漳河水，九十九道湾，毛主席领导把天地重安”，“妇女飞出铁笼来”，她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各自不同的性格也更加明朗地呈现出来。
荷荷是作品中最富有斗争性的最先进的人物。她首先冲出了封建“恶婆家门”，果断地和那个年岁悬殊的“黑心肝”老头离了婚。她积极参加互助组劳动，找了对象，组成了新家庭，她还积极热情地帮助姊妹们翻身解放，走上新的生活道路。她对解放后的新生活有明确的认识，因此，敢作敢为，敢于向一切旧传统习惯作斗争。在她的身上，闪耀着翻身妇女的光彩。苓苓是获得解放的妇女中另一个类型的人物。她聪明能干，积极劳动，活泼而又富有风趣，在用“家庭训练班”的方式和丈夫的大男子主义所作的斗争中，更表现出她是一个善于办事的“巧媳妇”。紫金英已经成了一个寡妇，个人的遭遇更其不幸，命运的摆布使她无可如何，她在精神上受旧社会旧思想旧习俗的摧残比荷荷、苓苓更深重些，因此，她的思想觉悟过程更为曲折缓慢些。她心地善良，但又怯于反抗；旧的婚姻制度给她造成的创伤太深重了，她又不愿再婚，一心想抚养“墓生娃”成人，忍辱负重地“厚着脸皮偷偷活”，“日月糊涂过”。在荷荷、苓苓的鼓励带动下，她终于摆脱了旧的生活状况，投身于集体生产劳动，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尺度。作品生动地描绘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妇女从封建传统习俗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过程，指出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正确途径。但是，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品用了较多的笔墨描写了苓苓的丈夫受到教育，获得了转变；并且还通过他对群众中仍然存在的轻视妇女的思想展开批评，反映了劳动群众在政治翻身以后，逐步从传统思想中解放出来的生动情况。这个安排使作品更具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描绘出解放区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是空前未有的真正自由解放的新生活。
作品不但成功地描绘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在表现形式上也有许多新颖独创的特点。诗人把流传在漳河两岸的许多民间小曲如《开花》、《四大恨》、《割青菜》、《漳河小曲》、《牧羊小曲》等，加工改造，杂采成章，表现不同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她们情绪上的变化，既无拼凑割裂之感，又在和谐统一中显得活泼而富有变化，比如前边提到的三个姑娘哀怨幽深的倾诉的曲调，和作品结尾用欢乐含蓄的调了，赞美光明幸福的新社会，便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
漳河流水唱的欢：
桃花坞，长青树，
两岸踏成康庄路，
千年的古牢冲坍了！
万年的铁笼砸碎了！
自由天飞自由鸟，
解放了的漳河永欢笑！
此外，诗人在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来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上，也是很见功力的。作品语言个性化的特点很突出，语汇很丰富，表达得也流畅贴切。写景抒情，衬托人物的情绪变化，都能做到景随情变，物随意迁，互相映衬，相得益彰。总之，这是一首人民革命胜利的赞歌，朴实的风格掩映着华美的内彩，明丽复兼清新，刚健而又柔婉，它是从民歌和群众语言的土壤中生发出来的一朵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