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五的父亲是糖烟酒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工，大人吵，他的父亲，却呵欠连天，一旦了酒疯，很少喝醉，喜欢喝，一张张，他们站在自家门口。
黑四住了院，他和李成军从此也成了冤家对头。见义勇为的李成军成了同学们心中的英雄，却差点被开除。
喜欢锻炼的人习惯早起，但是喝醉就，小孩哭。直至惊动左邻右舍，叉腰，扭脖子，
这条街是。做运动前的准备，其地位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美国的华尔街。其中父亲单位的百货大楼为小城的摩天大厦。小店铺这边依次排列着五金公司、百货大楼，足有五层楼高。店铺的对面按顺序则是冰棒厂、国营饭店、贸易公司和邮局。只是，小城的街上永远不会过于喧闹。只有这赶场对时候，街上才会有拥挤的人群和嘈杂声音。
妈妈把饭菜做好了，端着一碗饭进入店铺，让我回去吃饭。妈妈提醒我，我父亲情绪不好，到屋里要小心，自己要知道收敛。
我们的书本大多都翻旧了的，有些书本里面夹有从地上捡来的五颜六色的糖纸。马小五读了几个月的书依然是崭新的，翻开书本，里面却夹满了花花绿绿的钱，一毛的，两毛的，甚至一块的，文具盒里也经常放满了硬币。他好像学会了变魔术，可以源源不断地让他的书本和文具盒里长出钱来。
马小五经常在很晚的时候，推开我从未上锁的房门，然后和我挤在小床上睡觉。对于他很晚到我的房间来睡，马小五不作任何解释，我也没多问他。
由于马小五经常旷课，结果到初三要毕业的前两个月，学校把他开除了。他被开除，却觉得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他还邀我们进行了一番庆祝。
在我们初三毕业的暑假，马小五又失踪了二十来天。找不到马小五，马小五的父母又瘦了一圈。他的妈妈天天去庙里求菩萨保佑，希望小五这次也能逢凶化吉。
李成军想到马小五就来气，他没事就骂：“等他回来，老子把他捆起来，吊在树上打。”
二十多天之后的一天晚上，天刚黑下来，马小五回来了。马小五在街上找到我和李成军，他对着我们嬉皮笑脸。他的头是新剪的，偏向一边，挺精神；穿得干净利落，一双崭新的凉皮鞋放着亮光，他手胳肢窝里夹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一身打扮像个在上班的机关小干部。
马小五拉开公文包的拉链，取出一对玉镯子，笑嘻嘻地递给我们，讨好地说：“成军一个，阿右一个。”
我们疑惑地接过来，也没问他这东西从哪里来的。我仔细看了看，浑然一体的镯子上依稀刻有道光年间的字样。我把镯子放进了我的书包里，从没把那个镯子当回事，直到一天把它坐断了，才觉得可惜，但不得不将其扔掉。
第二天，刚下一场雨，雨下透了，天气凉爽下来，沁人心脾。马小五找到我们，兴致勃勃地说，“麻烦你们赏个脸，让我给你们买件新衣服。”我们没反对，他便带我们来到服装店里。像是在帮自己家招揽生意似的热情，他像猴儿一样不停地东翻西翻，也不停地问：“成军，这件怎么样？”“阿右，这件呢？”
那时候我们刚开始长身体，审美观念还介于儿童阶段，并不明白服装式样的好看与否，只要不是太花哨，那些新衣服就肯定好。“试一试！”小五不断催促。我和李成军听话地把身上的旧褂子脱了，各自换上了一件新衣服。马小五抓起我和李成军的旧褂子，丢到店铺门口泥地里，说：“不要了，全部换新的。”马小五讲话像个大老板一样气派非凡。
我和李成军心痛地望着店铺门口沾满泥泞的衣服，新旧交替如此之迅，让我们对穿了很久的旧衣服依然留恋，但是身上的新衣服更让我们满心欢喜。那天我们从头到脚换了个遍，打扮得像站在新开张的饭店门口招揽顾客的门童。
在副食品店的玻璃柜前，马小五从他的公文包里面取出几张十元人民币拍在柜台上，他指着那些货柜里的糕点和罐头对我们说：“想吃什么随便点。”那几年，小城的物质还比较匮乏，吃饱没问题，但是吃不出花样。有点新鲜花样的食物让很多小孩眼馋，我和李成军都不例外。
马小五满足了我和李成军很久以来饱餐一顿蛋糕和其他零食的愿望。我们拧着一个装满罐头、水果、饮料和各种蛋糕的网兜爬上了小城中心一个小山包的上面。在一块大石板上，把那些吃的东西铺了一地，我们像花果山水帘洞的猴子一样开怀享用孙大圣从天宫偷来的玉液琼浆，大概我们都觉得人生的幸福也不过如此了。我和李成军只顾贪婪地吃着东西。马小五则老练地叼着一支香烟，手拿着瓶饮料坐在一块大石头上。面对着山下的小城，他带着微笑，信心十足地憧憬着他的未来，仿佛整个小城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