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西教授不是还说过斯托克为吸血鬼的传说找到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吗？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同类。吸食活人鲜血，惊恐地回头去看那黑了灯的窗口。吸血鬼长生不死，根据斯托克的，我从来没有看过吸血鬼。但在黑暗的街上。我什么也看不见，在他白天熟睡的时候，可以用一根木棍插入他的心脏，在他口里塞满大蒜而让他毙命。用银子弹射穿他的心脏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
有一刻我停止了呼吸，吸血鬼只在日落和日出之间出来。他可以变成蝙蝠，用大蒜花和十字，我冲动地跑过去。我刚才出来的那扇门关得紧紧的，都这么晚了。楼的正面看，照理说门应该是被出来的人锁了的———那样很正常。我站在那儿犹豫着，可是。只想，路灯这时又亮了，我焦躁不安。那两个跟在我后面出来的那两个学生不见了，我想他们一定是往另外的方向走了。
他没有回答，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打着。
“就在此刻，我听见楼下大厅有门被砰地关上。楼梯间传来很重的脚步声。我的脑海里还转着这个念头：放大镜告诉我这幅地图不像其他两幅，它被三个不同的人，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做了标记。笔迹和语言都不相同。那些老而又老的墨水的颜色都不一样。我突然有了个想法——你知道，就是那种一个学者经过长时间认真研究后有的那种灵感。
父亲叹了口气。“好吧，我明天给你多讲讲罗西，白天讲，那时我不会太累，我们还可以有点时间去看看城墙。”他用酒杯示意了宾馆上面那些灰白而明亮的城墙。“白天讲故事更好，尤其讲那种故事。”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拖拖拉拉地到了图书馆，那本书还在我桌上。我有些恼火——管理员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匆匆把书放到架子上，干起自己的事情来。下午晚些时候，我在收拾自己的论文时，把那本怪书拿下来，和文章放在一起。我并没有想要这本书，但罗西教授喜欢神秘的历史。
秋天总会提前降临斯洛文尼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平生第一次，我作为一个旅行者，看到了历史那深奥的面孔，巨大的激动把我攫住了。
除了几乎原封不动地引用这些材料外，我还尽可能地去回忆，去寻找，包括有时旧地重游，让我记忆中褪色的部分重新鲜活起来。这项工作中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采访———有时是书信联系———采访那些故事中提到的、仍然健在的学者们。他们的回忆给我补充了非常宝贵的材料。此外，我的文本最终还得益于与好几个领域一些年轻学者的交流。
我走去服务台，管理员在检查一个抽屉。“对不起，”我说。“你们这里是否有按国别分类的历史档案目录？比如说，土耳其的档案？”
“我知道您在找什么，先生。大学和博物馆有这样的清单，但肯定不完整。我们这里没有，但中心图书馆的服务台可以给您。他们早上九点开门。”
我记得去伦敦的火车十点零四分才开。我只要大约十分钟就可以研究所有的可能性。如果在这些可能性当中出现了苏丹迈米德二世或者他的继任者的名字——那么，我也不一定非要急着去看希腊的罗德斯雕像。
非常痛苦的，
巴托罗米欧·罗西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1930年12月13日
时间好像在那个高穹顶的图书馆大厅停滞了，尽管我周围人流如故。我读完了整封信。那一叠下面还有四封。我正在考虑是否要收起所有的东西回家继续看，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士走过来，坐在了桌子对面的椅子上。我看到那女人手里拿着的书。她在翻阅书的中间部分，手边放着笔记本和笔。我惊讶地看了看她的书名，又看了看她，然后再看看她放在旁边的一本书。然后，我继续盯着她的脸。
这是一张年轻的脸，但又好像略为显老，眼角有点皱纹，就像我自己早晨在镜子里看到的一样，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个不知疲倦、拚命工作的人。于是我知道她一定是个研究生。在这寻求种种知识的地方，她读的书——我又看一眼，又一次惊讶不已——是《喀尔巴阡山记的》,而她深色套头衫袖子压的是布兰·斯托克的《德拉库拉》。
“对不起，”我连忙说。“您的书——我是说，您在读的这本书——很吸引人。”
她不理会我，耸了耸眉毛，眼睛还是盯在摊开的书上。
“您瞧，我也是在研究同一个课题，”我坚持说。她的眉毛弯得更高了。但我指了指眼前的这些文件。“不，也不算是。我不过一直在读关于——”我看了看眼前这一堆罗西的文件，突然住了口。她那轻蔑的斜视让我的脸开始热了起来。
“德拉库拉？”她讽刺地说。“您那一堆好像是第一手资料啊。”她讲话口音很重，但我不知道是哪里的口音。
我换了一种策略。“您读这些纯粹是好玩吗？我的意思是，为了娱乐？还是您在从事这一研究？”
“好玩？”她没有关上书，也许她在想方设法打击我。
“呃，这个话题非同寻常，如果您在研究喀尔巴阡山的话，那您一定对这个课题有浓厚兴趣了。”我没有说得太快，这是我从硕士答辩以来养成的习惯。“我自己也正要打算去看那本书呢。事实上，是那两本。”
“真的？”她说。“为什么啊？”
“这个嘛，”我冒险说道。“我从——从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找到这些信——它们提到了德拉库拉。他们讲的是关于德拉库拉的事。”
她的目光中开始流露出一点兴趣，放松的姿势中显出一种男性的自得。我突然想到，这个姿势我看过上百次了。我是在哪里见过的呢？
“那些信里讲的是什么呢？”她用低沉的外国口音问我。
“我在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工作——那个人现在有些麻烦，二十多年前他写了这些信。他把我交给了我，希望我也许可以做点什么帮他摆脱眼下的——处境——目前这种处境——和他的研究——我的意思是他以前研究的课题有关。”
“我明白了，”她冷冷而有礼地说。然后，刻意但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收拾她的书。现在她拿了自己的提包要走了。她和我想象的差不多高，宽肩，有点儿结实。
“您为什么在研究德拉库拉？”我绝望地问道。
“我想这和您没有任何关系，”她简明扼要地告诉我，转过身去。“但我在准备一次旅行，尽管一时还没确定什么时候走。”
“去喀尔巴阡山？”我突然觉得，在这场谈话中，我成了个喋喋不休的人。
“不。”她轻蔑地把答案抛给我。“去伊斯坦布尔。”
“天啊，”父亲突然对着充满鸟语的天空祈祷起来。最后一批燕子都飞过我们头顶回家了。又一次，父亲的故事中断得太快了。
“看，”父亲说，从我们坐的地方直指向前。“我想那就是圣马修修道院了。”
我顺着他的手往那黑黝黝的群山瞧去，现上面有个地方，灯光微弱但平稳。旁边没有其他灯亮着，这说明附近没有住人。俨然一块大黑布上的一点亮光，高悬在那里，但又不是在顶峰——它悬挂在城市和夜空之间。“是的，我想那肯定就是修道院。”父亲又说了。“我们明天要真正爬山了，即使我们走大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