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尽说些废话……一钱不值！我给一个幽灵唱，我只是为唯一的，动作更敏捷。他们十分喜爱我的形象，我为某个人而唱，”
我为自，更内行，令人惊愕。
这类事又生了两三次，那几个保镖上了瘾，脸胀得通红，逐渐变得兴奋，主动袭击，但不是为他，不是为，不是为这。我呢，我必然无误地躺在最不要命的神风式飞机驾驶员的身下。第一次我上钩了。这种游戏令我厌。现在则感到很艰难，很累。我觉得这世界太热。这简直是一场战争，层出不穷的流血事件叫人起腻。生活在漩涡里真是心疲力乏。还不如快快抽身。我突然很想回到阿努里塔牧场去……回到有莲花湖、阳光和洁白的圆形舍利子塔的地方去。一条憨憨的蟒蛇盘在我肩上，鹰飞长空，鱼翔浅底，和尚在晾晒红色的袈裟，万物自由自在，无争无斗。那儿没有任何东西使生命戏剧化，没有催命鬼，没人“赶着鸭子上架”，逼我唱歌。啊，那是多么好啊！
卡尔曼蹲在地上，它感到隐约作痛而晃动身子，突然它举起胳臂手着地支撑着，然后轻轻地摆动一侧腰部。洛尔一跃走近卡尔曼，来嗅卡尔曼。于是卡尔曼离开群体，走到笼子的另一头，离它的同类十五米左右。多特跟着它，然后停在半路上。玛雷尔睁大着眼，一动不动。马姆特则窥伺着这只或那只狒狒的行动。卡尔曼第二次举起胳臂出吱吱叫声，做着怪脸。看到小狒狒的头露出来了，接着又不见了。于是卡尔曼侧身躺下……它把臀部稍稍从地上抬起，这时，小狒狒的头又露出来了，卡尔曼摸摸自己的下身，舔舔“手指”。多特跑了过来，嗅了嗅，观看一下，然后闪开，保持一定的距离。玛雷尔坐着，眼睛盯着卡尔曼。洛尔再次溜到卡尔曼跟前，这只年轻的雌狒狒十分兴奋，面对小狒狒的头部吱吱尖叫。现在随着头部露出了上半身。
我等待，然后问他：
“给我描绘一下这个片断好吗？”
事先计划好的答复。腼腆，适度的矜持，又有点神秘感，她这一招十分出色。
永恒的帐篷……他也使用这个比喻。我只在进入这种情境时才使用。我也在拐弯处等着他。我走在他前面，我想把他领到哪儿就哪儿。在第三次会面时，隐藏在沙后面。他中止了面对面，溜走了。这对我是个打击。我害怕，感到自己很脆弱。我像病孩子一样躺着，而他这心理医生却躲藏起来。可我知道他仍然是马尔科姆·莫瑟威尔……他的名字反常地加重了分量，具有很强的魅力。他理解我，而我却不理解他。这真无法令人相信，我甚至不知道他理解我的什么，理解到什么程度。他高兴时就观察我；空闲时，他能眼盯着我身体的这个或那个部位，转移视线，胡思乱想，打盹，又开始凝视……他使用眼睛，我呢，什么也看不到，在他的默默无声中听到自己的声音，犹如自己在寂静的海洋里前进。这无声的海在支持着我，听着他沉默中的呼吸，我觉得身心轻松起来。
“别夸张，m，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暂时的解决办法，一个平衡。她还在探索，她的勺离汤还远着哩。我们继续装作若无其事。他们两人在某些情况下不是完全不可调和的。心理分析专家不断地工作、谈情说爱……”
我觉得这话真可怕，并不是我对马兰有什么敬意，而是这么心安理得地诋毁马兰、这种否定一切、一笔勾销的做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m强调指出，无论如何马兰都妨碍了我们。于是勒普蒂回答说：
现在，人群在黄昏中滚滚而来，欣赏我们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舞台、聚光灯、围墙、符号、柱子、“塑像馆”、叉子、狒狒，还有那些别针和打火机之类的小商品，以及一切构成我们奇闻的材料。巴黎德方斯区整治公共环境机构、法国索比公司、tla、诺克公司只在创新变成无法满足的幻影时才资金。所有这明显的利润至上理论，所有这些大号字体，不同的赞助者组织，所有这些计算，都像一阵旋风围着一只盲眼、一个窟窿、一个恐惧和诱惑的深渊在旋转。我完全是出于自己强烈的癖好，出于妄想才掌管这些事，而他们却从中得到好处，靠我的热心养活自己。没有什么是合理的，绝对没有。一切都在事成后才会合理化，可这时已太晚了，木已成舟。然而，这再好也没有了。这样，其实无人会安排这场演出节目，资金，选中目标。甚至连我也不知道。我们皇骑虎难下。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已被一些比我们更深奥的东西拉住，我们不得不加快步子。我们已经上了贼船。玛阿和我，我们的血肉成就了这场演出。这个舞台就是她的身躯，也是我的身躯，是她和我之间的折磨。“塑像馆”里是一片谋杀我们的影子，而这些聚光灯、这些强烈的光线就是这影子的折光。
一个姑娘投出了这一标枪。她长得身材匀称，很美，爱好体育，所以脸晒得黑黝黝的。她这么说帮了我的忙，我更冷静，对自己更有把握了：
演出第一部分时，将有众多演员出场，充满舞蹈、萨拉班德舞曲、各种音乐。我坚持这种乱七八糟的大杂烩。我又找到了自我的力量、传奇色彩。玛阿听我指挥。璐、吕丝、阿蒂尔指挥音响工作。我要一个集音乐、灯光和主体为一体的杂色效果，它好像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又像一个充满动作、手势和各种乐器的圆盘。但先，我要集结一层厚厚的声音，这声音层绷得很紧，严密精炼，像垛墙那么牢固，这就是喀麦隆鼓的鼓声，我把这种音乐叫做“千垛城墙的嘈杂声”。通过滚滚波涛声，连续不断的震动声，我使这个核完成裂变。我把这整个密集题材进行熔化，释放所有的舞蹈，所有的声音：野兽的吼叫、孔雀的鸣叫、鬣狗的嗥叫、震动声、铁器声、金属和玻璃的碎片声……机枪声……
“我来给我的律师打电话。”
“它难道一点不为此兴奋吗？”璐问道，同时朝玛阿瞥了一眼。玛阿什么都听见了，她虽没有看见，但她一切都明白。璐又说道：“它似乎很喜欢这样，这已不再是出于愤怒了。这……”
我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充满激情地说：
“蟒蛇会叫人觉得有点儿假，异国情调太浓了！”
我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完全处于被动。我感到他就要放弃，回到他自己的床上去。我怕他的败退，我听见大海的轰鸣，想象着阳光，一片耀眼的光芒照彻房间，这是这个神圣国度的阳光。我心中仍充满幸福……那汹涌的海浪余波还在。我只用手背顶住他的大腿，并没有抚摸他。这样比较谨慎，而且也足够了。他突然间放松了下来，他的手沿着我的大腿往上摸，隔着我的内裤触摸我，很轻柔。也许我更愿意他猛烈地一下子占有我，不给我任何机会，也不管我是否愿意。但我始终听见外面拍击的海浪，想象着它们的翻滚，我任由自己融化在有节奏的海浪声中。他拉起内裤的松紧带，将手滑进去，这突然让我又想到了璐，我的肌肉又有点僵硬了，他停了下来。
马兰凑上来把这几句看了又看。玛阿则若无其事地从马兰肩膀上探过头来读着。大家都感到满意。这几句可当成标语：外星人的歌唱，女巨人……怒不可遏……被扼杀的美……
老家伙交叉着双腿，俯身，像个等待回答的鉴赏家。我到底有些害怕，他的问题一针见血。周围出现了一阵骚动。我本希望他们会问些关于柬埔寨、玛阿的出身之类的问题，当然对老家伙的问题我们也有所准备。
“为什么？”我轻声问。
我离开麦克风，来回踱着步。m盯着我，窥伺着我。他想征服我，我对他很重要。但我不太明白他的眼神……不知道他要把我引向何方。因此当我惊觉他在斜视我的大腿时，我浑身不自在，这目光像条蛇在我身上游动。我在一张小凳上坐下，喝着水，交叉起双腿。他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我不看他，但他却在凝视着我。我既想，同时又厌恶讨他喜欢。这真是糟透了。他刚刚转开目光去跟一个调麦克风的人讲话。此时他向我投过一瞥。我觉得自己更孤单了，我心中有疑虑，我想着他们从我身上榨取出的这个声音。他们在制作问里听着音带，进行加工处理……
“嗯！她能唱很高的音！”我提高嗓门说，因证实了自己的预感而兴奋起来。
她有点生气，反驳道：
“我知道……您没有杀害它。”
他怎么这么肯定？他知道什么？我突然哭了起来，因为他对我冷淡、有距离，他不爱我，他不再爱我了，我失去了一个在文布利密谈的伙伴。他在巴黎自己的家里，在他的营地，他的岗位，舒服地坐在一张安乐椅里，重又用纸牌算命了。
我哭泣时他默不作声，一语不，从来如此。不开口，不加评论。我走时，他一面跟我握手，一面随手关门。他总是对我同样正常地微笑，这笑容跟当时的情景毫无关系。一个日常的微笑，待人接物时应有的微笑；未加挑选，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微笑；还可能带点奇怪的无所适从，一顶点跟我们的谈话和交往有关的东西，一个不露痕迹的退缩。长期以来，我认为这种微笑是对我的讥讽，也是某种怀疑和保留意见的表现。但有时候我觉得这是掩饰某种尴尬……可能他对扮演这么个角色隐约地感到内疚，对自己是否该扮演这角色没有把握。他确实不是个好演员，至少我这样认为。
晚上在电视上，他们开始报导卡尔曼事件了。节目主持人似乎不知该用什么语调。我们看见警察和记者闯入别墅，认出了阿尔罗、璐、吕丝、m的身影。我退出去了。人群突然向我包围过来。摄影镜头对着我的脸和身子，我拒绝说话。梅尔和马克在警察们的帮助下推开了记者们。卡尔曼的镜头一闪而过，只是一眨眼的功夫。这是电视台选择的战术，他们避免定格的得意的特写镜头：厚厚的毛，匕插在胸口。让我们看见了而又看不清卡尔曼，只看见它的影子，像是它的幽灵。他们展示那只大雄狒狒多特，洛尔、玛雷尔和马姆特退到笼子尽头……我们看到它们聚在一起，动个不停。是啊，那只猴王没了它的王后。他们放映了在花园里拍摄的狒狒的各种资料，就动物被杀的原因向一位精神病科医生提出了问题。他回答得十分空洞，说话时结结巴巴，显得沉重和紧张。他感到失望。连贯的一组组镜头出现了缄默、尴尬、空白。
现在，我们在荧屏上见到了多特，它的脑袋、簇、红脸。正是它，那只大雄狒狒，像丢了魂似的，目瞪口呆。它看到什么了？它当时睡着了吗？我们看见多特在那儿，活着。只是不知把这个活物摄入镜头是什么意思。可能想通过这些狒狒给我们上一课，让我们领会生与死的含义？
第二天，在报纸的第一版上刊登了卡尔曼的头像，但这是最近几个月里它活着时拍摄的。只有一本周刊刊登了它的尸体，像个长了毛的木偶。它躺着，笨重得像只熊。这本杂志谴责一切，狠狠攻击卡尔曼，也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我有一种可怕的卑琐、悲哀、诅丧之感，对，我堕落了。人们纷纷反对这张照片。受责备的杂志主编回答说，大家经常在电视和报纸第一版介绍尸体的照片，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就容不得这张狒狒的尸体照片，有什么地方值得对它如此挑剔。大家仍然到处谴责这张相片，谁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无法作出解释。
第三天，一位有声望的社会学家用很大篇幅议论卡尔曼之死。他说，这一突然死亡突破了新闻报导这垛墙，压倒了一切平等对待的背景嗓声。卡尔曼之死是一件大事，为什么？雌狒狒的被杀害却反常地比大屠杀、行凶等罪行更为突出。他又说，长期的死亡习惯被打乱了，这是另一种死亡。
报刊和电视一齐产生了这样的念头：生了一件大事。他们不厌其烦地解释、分析，并重演同样的图像，事件依旧，并无什么变化。我们念念不忘卡尔曼，它那可怕而复杂的死萦绕在我们的心头。我们无心去应付新闻界。卡尔曼之死简直要使我们狂！我把这告诉马尔科姆·莫瑟威尔，他跟我和大家一样，看了电视，可能还读了那位社会学家的文章。他复重我的话：
“卡尔曼的死使我们狂！”
他一抓住我的话，我就不知所措。因为我总有一种负罪感，尽管我并没杀卡尔曼。
“狂……”
这就是从他的嗓子眼里，他的思想中挤出来的两个字，成了我脑海里的一把匕。他威胁我，毫不迟疑地解剖我。“狂”，这是什么意思？他要我怎么样？真要我狂？但我并不是疯子，这点我很清楚。什么事情能使我狂，使我们狂？为什么恰恰是卡尔曼、那只雌狒狒卡尔曼被刺杀？它想要我们怎么样？它想对我们大家说明什么？卡尔曼来了，它事先没通报一声就来了，它的幽灵在四处游荡，但我们怎么也抓不住它。
马尔科姆闭口不语了。可我不再恨他的缄默了，我觉得他像我一样，面对这事件而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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