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刑法解释
准，国民就没有丝毫自由可言，进而给予制裁，对原来根据旧法所作的判决也必须改判为较轻的刑罚或，会被将来的法律宣告为非法，不管行为人如，如果一般人在当时能够实。23这是为了使刑罚的处罚范围降低到最低限，从而，禁止事后法只是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溯
及既往，如果新法有利于被告人，则可以溯及既往适用新法。更有甚者，在新法处罚
较轻或者不处罚的情况下，都应认为具有期待可能
第一章刑法概说
法行为。正
因为禁止事后法是为了保障国民自由，所以。
禁止溯及既往既是司法原则，也是立法原则。即使一般来说；因为刑法适用，新法
优于旧法，但是，旧法也是适应当时社会的法，在修改旧法、制定新法之前，不可
认为新法能适应以往时代的需要。
根据预测可能性的原理，下列做法违反禁止事后法的原则：1对行为时并未禁
止的行为科处刑罚；2对行为时虽有法律禁止但并未以刑罚禁止未规定法定刑
的行为科处刑罚；3事后减少犯罪构成要件而增加犯罪可能性；4事后提高法定
刑；5改变刑事证据规则，事后允许以较少或较简单的证据作为定罪根据。
3．禁止类推解释
多数学者认为，禁止类推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内容。类推解释是指，需要
判断的具体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基本相似时，将后者的法律效果适用于前者
形式侧面的禁止类推解释，是禁止一切类推解释。因为类推解释导致刑法的规定适用
于相似的情况，“相似就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同与变异矛盾的统一”24,两种现象之间只
要存在相同之处，人们就可以说它们具有相似性。这样一来，任何行为都可能与刑法
规定的行为相似，都有被科处刑罚的危险。
禁止类推解释既可以由民主主义解释，也可以由预测可能性解释。立法机关通过
文字表述其立法意图，因此，在解释刑法时，只能在立法文字可能具有的含义内进行
解释；同时，由于刑法本身有自己的体系，故在确定文字含义时，应当在维持刑法整
体含义的前提下进行解释。如果可以类推解释，则意味着成文刑法丧失了意义。
刑法通过其文字形成规范从而指引、指示人们的行为；或者说，国民通过刑法用
语了解刑法禁止什么行为。在了解的过程中，国民当然会想到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
因此，在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做出解释，就不会损害其预测可能性；如果将国民根
据刑法用语所预想不到的事项解释为刑法用语所包含的事项，就出了国民的预测可
能性，从而导致国民实施原本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却受到了刑罚处罚。所以，类推解
释的结论，必然导致国民不能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后果，要么造成行为的萎缩，要么
造成国民在不能预见的情况下受刑罚处罚。
25参见德karllarenz：《法学方》，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27页。
禁止类推解释原本只是从形式侧面提出的要求，意在禁止对刑法做出任何类推解
释，但是，如果同时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出，对类推解释应当作两个方面的补充
与展。其一，不仅应禁止类推解释，而且应禁止一切违反民主主义、违反预测可能
性的不合理解释。因为，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即使是限制解释也可能违反罪刑法
定原则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即使不是类推解释，而只是扩大解释，但如果出了
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也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甚至在应当作限制解释而不作限制解释
的情况下，也会损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解释方法无穷无尽，但可以肯定的是，类推
解释从方法上来说，就是应当禁止的，而其他解释方法只有从解释理由与结论上才能
判断出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二，类推解释的要求经历了由禁止一切类推解释到
只是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的过程。之所以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是因为
刑法中存在一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因为文字表述以及立法疏漏的缘
故，按照其文字含义适用时会造成不公平现象。所以，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
正是为了克服形式侧面的缺陷，实现刑法的正义。
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禁止扩大解释，但如何厘定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
界限，则是一个难题。从形式上说，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没有出刑法用语可能
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内进行解释；而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
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可能具有的含
义”，是指依一般语言用法，或者立法者标准的语言用法，该用语还能够指称的意义。
25，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
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
张性地划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
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
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的结论在公民预测可能性之内；
类推解释则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
尽管如此，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仍然是不确定的。同一种解释，有人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