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诚很少在部队过夜，”
整件事中最倒霉的就是。怎么没回去，
第三次见面是小萍来给我送：“噢？以至于后来。查铺的干部对此特权也视而不见。第四次见面是小萍，她说同宿舍的几个。复员后又分进了一个单位。那天早晨他抱着枪躲进锅炉房睡了一觉。按他的话说，他是第一次站五点钟的这班哨，哪知道梁副支队长会练香功呀。查夜的干部都不禁会小声问他一句。他是我们的同年兵，和我还是初中同学。第五次见面是小萍来还迷彩服，她特意将衣服洗干净叠好，第六次见面是我跑到。上面还洒了少许香水。中午她把我领到学校食堂吃了一顿菜包子。
按三爷讲，三爷请假上街买袜子。那该是一个艳阳高照，来到市里最繁华的百货商场。当他在一个摊位前挑好了袜子准备开口讲价时，女摊主却问了一个莫明其妙的问题，你是不是看守所的。三爷点头称是。女摊主仔细打量了一下三爷，似乎是要刻意记住他的模样，然后顺手又拿起一双袜子，塞到三爷的手里，说当兵的不容易。不要钱。以后缺什么尽管对大姐说。三爷很是激动，拉扯了半天，最后硬是放下了5o块钱。归队的路上越想越不对劲儿，合过来这一双袜子就是25块钱呢。可他当时口袋里就只有一张5o块钱的整钱，在人家摊主那般热情的拥军情绪的带动下，三爷也不好意思提醒人家找钱。
安军医很少给蒋不举开药，他说其实这是心理上造成的，让女人摸一把就好了。这下可难坏了蒋不举，录像带好租，女人可不好找。
河东狮这么一吼，吕参谋更是铁了心。后来俩人的关系竟恶化到月初干部工资的时候，吕参谋的老婆会第一个来到财务室，等着领取吕参谋的工资。吕参谋也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与小情人租了房子另起炉灶。
在音乐的渲染下，清冷潮湿的空气显得格外凝重。我们在站台上与车窗那边的老兵挥手告别，酸楚的感觉令我们泪眼朦胧。事后我很惊讶自己竟然会哭，因为我们与老兵相处的其实并不融洽，更谈不上什么感情了。可在把他们送上车时，我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哭了。这一哭，似乎也化解掉了平日里的恩怨情仇。人的情绪，原来是这样的容易被环境左右。
董亮是在地方考的驾驶证。初来部队正好赶上舒丛要去上学，于是就被参谋长安排在身边开车。对于一个连“报告”都喊不出口的黑兵，机关还是能够包容他的。可不知为什么，就在董亮刚刚长出头茬儿的时候，出乎我们意料地向程管理员买了一根背包绳，穿着我送他的胶鞋，去二中队报到了。
信写成了，内容是说小艾如何地对三爷有意思，希望能和他交朋友，约三爷周日下午公园见面。
起初我还沾沾自喜能够赢得一个女孩的崇敬，后来现不对劲儿了，因为这种崇敬之情慢慢将我美化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军人，这与我惦记的完全是南辕北辙。我被自己不知不觉架在了高处，最后竟是想向人家要张照片都难以启齿。
“电脑不就是高科技嘛。”白志林接了他的话。我没理他们，只是紧盯屏幕寻找着左子右和那个打字员。
后来事情以胡队长向黑驴道歉的方式被参谋长压了下去。至于对黑驴所受皮肉之苦的一种补偿，参谋长特许他提前探家。这在就要有老兵复员的当口，一年度兵能够探家，是非常罕见的。黑驴似乎也很满意这样的处理结果，在卫生队象征性地住了三天，就兴高采烈地探家去了。他私下里对我们说，他也没打算真的去上面告状。他就知道，只要这么一折腾，干部就会软的。他总结性地说：“别看中队干部一个个耀武扬威的，其实最经不起事了。你问他们，谁不怕被转业呀？！”
翌日，我头昏脑胀地先来到卫生队，见黑驴蜷在被子里打着呼噜，这才上楼打开了荣誉室的门。除了痰盂中的尿液能够证明昨夜有人住过外，其它的一切如常。我把痰盂倒了，开始擦拭木地板。擦累了，就躺在木地板上。感觉这样直接睡在地上背部还是有点硌，要是能有个垫子就好了。我侧了下身子，看到在木板的缝隙中，有一根卷曲的毛。
那天点名后黑驴就四处借背包绳了。他说他的背包绳给了郝班长了。这下好了，二人可以做伴儿了。
在小事上，我也犯过一次错误。
当大家都被一盆洗脚水泡得忘乎所以之时，舒丛是极少数的清醒者。他们不但没有象我们那样还等着班长给倒洗脚水，还拿出准备好的玉溪烟，分送给新兵连的每个班长，甚至包括队部的文书。他送文书烟的时候我看到了，文书象征性地推让一下，只见舒丛老道地边说：“这是特产，特产。”边就塞进了文书的口袋里。当时我还觉得好笑，什么他妈的特产，我只知道他老爹是开小煤窑的，而我们那里的特产也只有焦炭。
最后冯参谋决定，找个藉口请几天假，带着小韩去外地做手术。冯参谋谎称他母亲住院了，需要他回去照顾几天。参谋长爽快地准了他十天的假。韩春蕾这里也和安军医私下打好了招呼，说是她父亲要去外地查查病，需要她照顾。本来事情安排的都很顺利，可就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冯参谋给韩春蕾打电话商议订火车票的事，结果韩家的电话是串连着的，二人之间的通话不慎被韩的母亲偷听到了。韩母暴跳如雷，逼着自己的女儿说出实情。韩春蕾硬死不屈，最后韩母没办法，将不听话的女儿锁在家里，自己跑到部队来，连哭带闹地要求参谋长调查并严办那个与女儿通电话的人。
这个人太好查了，谁请了假要离开部队，那一定就是他了。
第二天冯参谋还是走了，而且还是参谋长专门派车把他送到火车站的。听司机小石说，他们绕道去了韩春蕾的家，接上韩春蕾还有她的胖妈妈一同去的车站。小石负责将三人送上西去的火车。韩母拎了一支塑料袋，里面有三盒方便面和三瓶矿泉水。
事情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后来韩春蕾一直没有来机关。再后来听人说她又对调进了消防队，并去天津上了卫校。那是一所部队的学校，上出来就是一杠一星的少尉了。
宫外孕风波对冯参谋的最大影响是他正谈的一个对象告吹了。这对他的打击可是不小。因为那个姑娘是市公安局局长的千金。自那以后也再没有人给他拉线说媒了，他年底突破三本影集的雄心壮志也成为了痴人说梦。
不出半年，冯参谋也调离了机关，去了总队，成为了上级机关的作训参谋。年底考核的时候他作为考核成员故地重游，支队长还得整日陪着笑脸。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喝多了酒，突然跑到值班室高叫白志林的名字。白志林从宿舍跑步到了值班室，冯参谋交给他一件羊绒衫，要他无论如何交到韩春蕾手里。白志林说那我试试吧，韩春蕾已经调到消防了。冯参谋说不能试，必须完成。交到后要给我打电话汇报。
第二天白志林就骑车去了消防队，那里的人告诉他韩春蕾去天津上学了。他打电话向冯参谋汇报，冯参谋说那就先放到你这儿吧。那件羊绒衫一直在白志林的床头柜里放着。他本想着等韩春蕾放假回来再送给她。这中间白志林还给韩家打了一个电话，不想接电话的妇人一听是部队的，态度极为恶劣地把电话挂了。白志林一时气恼，加上他的女朋友又要过生日，于是就借花献佛了。我说你这样做就不怕冯参谋追问？他则不以为然道：“不就是一件羊绒衫嘛。追急了我再给他买一件。”
直到我们要复员的前夕，一天白志林兴奋地对我说：“你猜我在街上遇见谁了？”还没给我空出猜的时间，他就急不可耐地告诉了我，他遇见韩春蕾了。他说幸亏那件羊绒衫没有给她留着，“她现在胖得都快赶上她妈了，留了也穿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