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的津贴是七十多块钱，我说你就别管了。小萍说把荣誉，哨兵也不敢离岗亭太远。里面空空如也，俩人找来找去。好房子自然是承。嘴里骂骂叨叨地回到了原位，
下岗后三，不知是退还是进。我把雪糕棒准确地抛进垃圾箱，直起身子，向哨兵摆摆手，示意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最后在菜市场的旁边找，
哨兵这一喊吓得黄衣。无助地站在当院，纹了眉的女人等在看守所的墙外，俩人找了一家小饭馆坐下。直到这时他才知道那个自称是他大。女摊主还热情地给他要了一瓶啤酒。她站在看守所的墙外是因为她的丈夫就关在看守所的墙内。末了林大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三爷，一定要关照关照7，看在大姐的面子上，他总是被号头欺负。说着还将两条芙蓉烟塞给三爷，说你留一条抽着，另一条帮忙递进去，让他丈夫好打点一下号头。三爷将最后一口啤酒喝下肚，打了一个饱嗝拍拍胸脯应承了下来。
虽然蒋不举就住在男性专科的对门，可他却无缘享受所谓的激光技术。因为那毕竟不是卫生队的。对于他的治疗，主要由安军医负责。安军医给他开出的药方是：租盘黄色录像试试。
组织做了很大的努力，可吕参谋还是一意孤行。按他老婆的话说，这是让鬼狐狸精给迷住了。
每到这个时候，战士中都会风行这样一种传言，说联合国要把明年定为世界和平年，各国在这一年里都不准征兵了。国家为了保证兵力充足，士兵复员也将被推迟一年。传言有鼻子有眼的，还真叫人不置可否。
董亮在中队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后来听黑驴讲，董亮起先被分到了战斗班，没过两天他的被子就被班长扔到了外面。班长还跑到队部扬言，他宁可不当班长，也不要这样的熊兵。于是董亮又被安排进了炊事班。可还是没出两天，炊事班长也跑到队部扬言，这种兵他可带怕了，什么都干不了。要是哪天你们在菜里吃到他的半截指头可别怨我事先没说。队长思前想后，决定叫董亮去喂猪。可司务长一听又不干了，说马上就到年终考核了，猪掉了膘可是一件大事。队长说那总不能就白养着他吧。指导员说，那就叫他专门烧茶炉吧。
有一天夜里我们躺在铺上聊女人。三爷又津津乐道起了小艾肉感的腹部。这在当时已成为三爷的一个百说不厌的话题，而且一被挑起头来就会添枝加叶地停不住嘴。我不喜欢听三爷意淫般地絮叨，因为他讲得再细也都是些空的。不如白志林，来的实在，听得解渴。
那时候还没有QQ，也没有网吧，我们就是靠一笔一画构建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不知别人怎么样，我当初竟会是深陷在了这个虚幻的世界中而一时难以自拔。曾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我每个星期都在期待来自上海的信件。如果是哪个星期未能收到信件，我会被一种莫名的孤独感折磨得坐立不安。
好象就是在秀才兵和白志林学电脑没多久，军报上便开始出现“科技练兵”的提法。随着提法出现频率的加大，机关的电脑也多了起来。舞枪弄棒的参谋干事一下子还适应不了这种高科技的物件，有人竟闹出了将软盘反插的笑话。参谋长叫来打字员给大家讲一讲电脑常识，可这才现此人只会打字。这时左子右站了出来，从硬件到软件的这么一通讲，把大家都给震了。当参谋长知道他是自费上的培训班时，大加赞赏，并命令我们向左子右学习，学习他积极进取的精神。
要说黑驴这小子也够黑的。硬让一个上尉向他低头认错，兵当到这种份儿上也就可以了。可他还是不依不饶的，探家前将一个笔记本放在了参谋长的桌上，说这是一个士兵的心声。
我没什么可说的。因为那时候我既没有初恋，也只是和郝班长偷着看过一次三j片。我满脑子都是菜花那双粗糙的手。我和三爷、白志林说起了那双手，白志林坏笑着说：“那要是在背上来回蹭，肯定舒服。”
我们还没有从送战友的凄迷情结中抽出身来，黑驴竟又一脸坏笑地出现在了机关。
最后参谋长不光给了白志林一个处分，还将饭堂的六扇大玻璃窗也划在了他的责任区里。对白志林来说处分他是不怕的，因为有姑夫的背景，处分是不会真的被放入档案的。唯叫白志林难受的是饭堂的那六扇玻璃窗，一共24块玻璃，擦起来是够他小子受的。这可能就是参谋长治军的高明所在。记得是刚处分白志刚不过一个月，上面要来人，机关开始搞卫生。白志林被逼急了，想出个主意，自己掏钱请来两名玻璃工，替他擦饭堂的玻璃。谁曾想刚擦了一扇，便让参谋长知道了，说你小子倒是聪明啊，干脆花钱雇人来当兵好了。
如果此人不上机关，那只能说明是他不想上。
饭堂之战后，我们不再把老兵放在眼里了。最明显的一个反映是，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班长”的称谓以“老”代替。比如郑班长，打过架后我们就改叫他“老郑”了。
那是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坐在机关门口的台阶上乘凉，梁少突然慌里慌张地跑了过来，说他和同学在舞厅被人打了。我们一听就都来了精神，正好一个个闲得慌。
那次包括我在内一共去了六个机关兵。到了舞厅找到那个欺负梁少的地方青年，连拉带拖地架到了外面，围起来用武装带一顿乱抽。打完正准备走，不想被打的同伙叫来了帮手，足有二十多人。就在我们被他们团团围住，准备动手的时候，三爷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把黑漆漆的手枪，指着冲在最前边的人喊道：“不想活的就给你爷爷我过来！”
“当兵的动枪啦！”随着一阵躁动，枪口所指之处闪出一条通道。我们由此脱身上了公路，拦下一辆面的，胜利大逃亡了。
车上白志林拍拍三爷的肩说可真有你的。万一被人看出来了可就惨了。三爷也深深地吐了口气，说下午收拾后勤小库房的时候随手装上的，掏的时候也没多想。坐在副驾驶位上的梁少回过身来兴奋地问我们：“你们怎么还会有枪呢？能让我看看吗？”三爷将手里的手枪递了过去，梁少一接就明白了，那是一把部队用作擒拿训练的道具枪。梁少在手中掂了掂，失望地递了回来，“我还以为是真的呢。”
回到营区后梁少买了一件冰镇啤酒，招呼我们上他爸的办公室去。小葛说还是去后勤的小会议室吧。于是我们就聚在了后勤的小会议室里，痛痛快快地喝起啤酒来。梁少对我们拔刀相助的举动感激涕零，不住地用他那锋利的牙齿给我们开酒瓶子。他说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白志林插话纠正他，应该说是战友了。梁少举起酒瓶说：“对，战友了。有用到小弟的地方，尽管说话。”
翌日下午，参谋长突然给我们点名，这时我们才知道，昨晚打的是市委宣传部领导的公子。这样的家庭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了，中午就把电话打到了支队长的家里。支队长命令要查严办。
点名的时候梁少在总机值班。解散后他从小葛的口中知道了消息，二话不说就直接去了参谋长的办公室。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最后听梁少说，参谋长的追查结果是：打架的是市消防支队的战士，与武警无关。那时候武警和消防的制服没有任何的区别，出点事情都喜欢往对方的身上推诿。
一架过后，梁少变得可爱了。时不时从家里拿些好烟好酒的招呼我们。他还教会了我和三爷跳舞，并从地方朋友那里要来一叠舞票分给我们。被他热情的引领下，我也出没过几次那个曾让我倍感屈辱的小舞厅。那是全市最早的一家舞厅，常常是人满为患。我没有舞伴，只能孤坐在角落里四下张望。我总是幻想着能一眼看出舞池中疯狂旋转的女人哪一个会是d妇，可以纵容我在跳舞的时候把手伸进她的腰间……可看来看去的，总觉得都像，又都不像。
梁少只同我们待了半年，就提干被送到西安上军校去了。上学期间他回来过一次，还给我们每人送了一套兵马俑。再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