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军医劝了半天，“你这军医怎么当的你。拍着桌子大叫道，而要账却是在整个机关、中队的大庭广众？主任一听就瞪起眼睛，最后他只好跑到：秦班长都没挪动一下身？！只，拿张假的骗他，这不正好说明是我藏了他的通知书了吗？！完了追到我家里非要去上学怎么办！”
赊账只是生在巴掌大的军人服务社里，要不咱给他一张假的通知书先哄着上医院。，噢。这样一来，山西商人本也无可厚非的要账，后来管理员和司务长都以钱的。便成为了一种令人反感的剥削，将山西商人拒之门外，甚至有意隐瞒津贴的日子。整日跟在战士的身后，结果硬是将山西商人，用力嗅着他们的身上到底有没有钱。
白志林还给郭边常立下的一项规矩是，洗澡的时候必须要给他搓澡，就算他不想搓了，郭边常也要问一声才行。
为了严加防范，小韩是不准在部队住宿的，这在部队还是件新鲜事。参谋长特意嘱咐过安军医，一定要小韩随干部一同上下班，而且每次下班必须要走在安军医的前边。
第二天，梁天诚就看到自己的名字已经从夜间值班表上被擦去了，换上的是通讯参谋的名字。他找到通讯参谋，说还是我值吧，我寻思那么晚了就不会有电话打进来了。通讯参谋苦笑着说，还是我值吧。
当时我的津贴是七十多块钱，好房子自然是承受不起的。俩人找来找去，最后在菜市场的旁边找到了一间三十块钱的房子。里面空空如也，小萍说把荣誉室里的绵垫子拿过来吧。我说你就别管了。
在一起的时候，小萍总是喜欢听我讲添油加醋的部队生活。小萍说她从小就喜欢当兵的这身衣服。初中毕业的时候也想过报名参军，可一听全市只招五个女兵，也就断了这个念头。
下岗后三爷溜出了中队，纹了眉的女人等在看守所的墙外，俩人找了一家小饭馆坐下。女摊主还热情地给他要了一瓶啤酒。直到这时他才知道那个自称是他大姐的女人姓林。她站在看守所的墙外是因为她的丈夫就关在看守所的墙内。末了林大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三爷，看在大姐的面子上，一定要关照关照7号房里姓庞的男犯，他总是被号头欺负。说着还将两条芙蓉烟塞给三爷，说你留一条抽着，另一条帮忙递进去，让他丈夫好打点一下号头。三爷将最后一口啤酒喝下肚，打了一个饱嗝拍拍胸脯应承了下来。
后来蒋不举还真按三爷所说去了一趟城乡结合部。我们问他找到没有。他无精打采地回答：“操，连个卖茶叶蛋的都没有。”
组织做了很大的努力，可吕参谋还是一意孤行。按他老婆的话说，这是让鬼狐狸精给迷住了。
我们新兵连那位东北籍的徐班长，也在这批复员兵之列。虽然他曾为能转士官做了不少努力，可终了还是被送上了火车。白志林说这小子简直是笨到了家，他明明告诉参谋长家是三楼北边的那户，可徐班长还是按错了门铃。结果把一瓶五粮液和一条玉溪送给了主任。在转士官问题上主任是帮不上什么大忙的。囊中羞涩的徐班长只得四下筹钱，又买了一瓶竹叶青和一条红塔山，外搭两瓶鳖精，第二天晚上去了参谋长家。这回倒是拜对了庙门，只是参谋长拉扯着勉强将烟酒收下的同时，也明确地告诉了他，现在想转士官的人太多了，事情不好办。
董亮在中队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后来听黑驴讲，董亮起先被分到了战斗班，没过两天他的被子就被班长扔到了外面。班长还跑到队部扬言，他宁可不当班长，也不要这样的熊兵。于是董亮又被安排进了炊事班。可还是没出两天，炊事班长也跑到队部扬言，这种兵他可带怕了，什么都干不了。要是哪天你们在菜里吃到他的半截指头可别怨我事先没说。队长思前想后，决定叫董亮去喂猪。可司务长一听又不干了，说马上就到年终考核了，猪掉了膘可是一件大事。队长说那总不能就白养着他吧。指导员说，那就叫他专门烧茶炉吧。
当时三爷所表现出来的欣喜若狂至今都令我记忆犹新。那不光是一种前去赴约的激动，让我感觉更多的还是终于有资格可以在我们面前炫耀的狂喜与骄傲。后来我从一本书中读到，说当男人们面临要么可以和梦露在秘密的前提下共度良宵美景，要么可以和梦露勾肩搭背出入于大庭广众之下做出选择的话，男人竟然大都会选择后者……
那时候还没有QQ，也没有网吧，我们就是靠一笔一画构建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不知别人怎么样，我当初竟会是深陷在了这个虚幻的世界中而一时难以自拔。曾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我每个星期都在期待来自上海的信件。如果是哪个星期未能收到信件，我会被一种莫名的孤独感折磨得坐立不安。
支队不光给左子右立了三等功，还把他推荐到了由总队组织的优秀士兵事迹报告团中，给我们巡回做起了报告。
要说黑驴这小子也够黑的。硬让一个上尉向他低头认错，兵当到这种份儿上也就可以了。可他还是不依不饶的，探家前将一个笔记本放在了参谋长的桌上，说这是一个士兵的心声。
我们还没有从送战友的凄迷情结中抽出身来，黑驴竟又一脸坏笑地出现在了机关。
如果此人不上机关，那只能说明是他不想上。
朱排说着就站起身。白志林看他手足无措的样子，开玩笑道：“一看就没见过，别害臊嘛。要不我们出去？”
“不是害臊，我真的有事，我先走了。”朱排走了出去，门都没有给我们关上。
当时我就感觉事情有点不妙，可白志林说没什么，可能是第一次看见没穿衣服的女人有点不好意思吧。
第二天的下午，我被宣传干事叫到了办公室。他要下了活动室的钥匙，说你怎么敢招上一屋子人看黄色录相呢。你这一年就算白干了。我绞尽脑汁想着辩解两句，宣传干事说你还是明天跟主任解释去吧。以后活动室归甄然管。
完了，事情败露了。从宣传干事那里出来后，我脑子一片空白，只想着这下可完蛋了，机关兵怕是做不成了。我哆哆嗦嗦地去了主任办公室，声音颤抖地喊了几声报告，没人搭话，这时我才想起，主任下午到市里开会去了。
我整个下午都躲在一个角落里，盘算着该不该交待录像带是白志林搞来的。而供出白志林，会不会减轻我的罪名。
晚饭后，我找到正在打篮球的白志林。我说这样可是出大事了，我们看录像的事让干部知道了。白志林驴眼一瞪，将手中的篮球重重地砸向篮板，说肯定又是甄然这小子使坏。我说这回可不像，倒像是朱排干的。
白志林和我又找到三爷，三人躲在后勤处的小会议室里商量对策。三爷说我劝了你们多少遍了，和朱排再好也是要讲阶级的。人家是管着你的干部，看问题的出点就不一样。白志林不耐烦地打断三爷的话，说现在要紧的是想办法，少说那些没用的屁话。三人冥思苦想，最后三爷突然眼睛一亮，说听宣传干事的口气目前事情还没反映到主任那里，干脆你买点东西去他家，看能不能封住他的嘴。白志林一听从椅子上窜了起来，说那就抓紧时间行动呀。
三人凑钱上街买了几斤苹果和一把香蕉，我又去军人服务社赊了两瓶古井贡和一条红塔山。扣响了宣传干事的家门。
开门的是宣传干事的老婆，以前我帮她擦过玻璃，看到我又是沏茶又是拿烟的倒也热情。宣传干事穿了一个两股筋的背心坐在沙上看电视，见我来了，不冷不热地用手中的遥控器指了指一旁的沙，示意我坐下。我把东西放在茶几角上，规规矩矩地坐了下来。
宣传干事对我开始了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两眼低垂着盯着他的背心不住地点头，现他的背心上破了一个洞。
从宣传干事的口中我得知，原来是中午他们几个干部一起吃饭，期间不知怎么说起了如今的兵难带的话题。朱排就向宣传干事说了我们看录像的事情。宣传干事说你们这些娃娃胆子也太大了，这可是犯法的事啊。
我被宣传干事训教得声泪俱下，不住气地求他再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最后直到他的老婆出面才松了口。她说年轻人难免都要犯错误的，犯了错误总得给一个改正的机会吧。宣传干事沉吟半天，说那就给你一次改正的机会吧。末了还不忘嘱咐我一声，叫我以后少跟司令部的白志林来往，那小子一看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临出门的时候又因为东西与夫妇二人拉扯了半天。最后东西还是被留了下来，我的心可算是踏实了。
走出家属区，与躲在墙角的白志林碰了头。白志林问没事了吧。我深深地吐了口气，说没事了，东西留下了。白志林也深深地出了口气，自嘲道：“咳，我他娘的不是没事找事嘛。”
晚上我们躺在宿舍里睡不着。三爷又开始了他的总结。他再次强调，不要一称兄道弟起来就没了方向。时刻要绷紧一根阶级的弦儿。干部永远是干部，关系再好也要适当保持距离。归根结蒂一句话：“老鼠不要总想着和猫交朋友。”
从那以后，我们都和朱排校准了距离，不再主动拍他的肩膀了。想想当初还给人家出谋划策，真是幼稚可笑。
后来朱排被调到了二中队做了司务长。听黑驴他们说，此人可是天生当官的料子，平时能说会道，特别会拉拢人心，关键时候鬼点子还多。年底上面来考核验收，他竟想出了向周边老乡借猪借鸡的点子，结果领导们下车一看，二中队的猪肥体胖，鸡鸭成群……那年二中队的后勤工作验收评比第一，朱司务长肩上的红板儿也提前被换上了星星。
我们复员的时候朱司务长已经成了朱副中队长。他早已不习惯拍战士的肩了，在火车站他象征性地走过来与我和白志林握了握手，说了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感谢你们为部队做的贡献，想了就常回部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