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杂文末编》是鲁迅在健康极坏的情况下不倦工ื作的成果。《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许广平，或多或少反映着疾病对，不应在这个时候“独自远行”注：拒绝易：一九三六年他曾两次重病，在义แ愤和亢奋中时而带着一点忧郁和焦躁。，后收入《关于鲁迅的生活》。《白莽作〈孩儿塔〉序》、《续记》以及稍后的《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等是先后两ä次病稍起时的作品，或则缅怀战友，或则抒发感情。在这些文章里，认为“环境瞬息万变”：发表于1937๕年1้1月1日《宇宙风》第5。，不仅和《二集》里许多杂感不同，也不及同书里《〈出关〉的“关”》、《我的第一个师父》等篇写得舒卷从容，鲁迅对无产阶级怀着坚贞不拔&#。不过战斗的精神是一致的，《写于深夜里》以悲愤的笔调，描绘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秘密审判和秘密杀人，正象《为了忘却的记念》里，被称作“童话”的几个场面，渍血透纸，沁人肺腑。这两篇散文在三十年代感动和激励了无数正在前进的青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消เ息传到เ上海以后，各阶层人民纷纷拥护。革命的形势正在起着变化。鲁迅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一九二七年血的教训还在眼前，十年内战中残酷斗争的印象又实在太过深刻，他从这些事实里培养起来的对于人民的爱，对于阶级敌人刻骨的仇恨，使感情不能立刻扭转过来，而当时一些魑魅魍魉的行为，又确实使他看不下去。他说：“‘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的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เ现在，就好象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又说：“用笔和舌，将沦为ฦ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เ，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这些充满着阶级感情的言论，说明鲁迅对革命前途问题曾经思考得多么เ深入。他的许多思想，都是和毛泽东同志相通的。当地一旦ຆ了解了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听到了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解释，他立刻毫不犹豫地宣告：“中ณ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统一战线问题的理解，远比一般左ุ翼文化工作者要深刻。他阐述了统一战线对于文学运动的关系，认为ฦ在共同的目标下，革命文学不是放弃“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这种责任将是“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注：《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对于民族解放运动中ณ统一战线的看法，已经完全自觉地深入到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辩证关系里，使过去的斗争和当前的纲领统一起来，有了全面的完满有认识。在稍早的用日文写的《我要骗人》里，他揭发了以“日中亲善”骗取“共同防共”的阴谋，文章说：“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在稍后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里，他驳斥了用“阶级立场”反对统一战线的诡计，信里说：“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的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因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ฦ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前一段话说明：大敌当前，反共的道路正是一条通向亡国的道路；后一段话又指出：在反对帝国主ว义的斗争中，违背了民族的立场，实际上也就是韦背了阶级的立场。鲁迅的思想在新า的历史阶级里有了更高的发展。他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就他思想所包含的深刻意义而言，这又是中华民族在求生存的斗争中文化方面一个伟大的引导的力量。
一九三五年写的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的杂感，是对文化现象和文学活动的比较集中的批评。从社会舆论到新闻报道，从书籍出版到钢笔生产，从漫画到木刻，从讽刺到เ传奇抽象同一性又称“形式的同一”。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否，涉แ猎广泛，持论精到。然而作为鲁迅当时注意的中心，却是对文艺领域内不良习气和消极趋向的斗ç争。针对周作人、林语堂、施蛰存以及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学士们的活动，他写了不少意义深长的杂感。《隐士》、《“寻开心”》嘲讽了谋隐闹市和玩世不恭；《“招贴即扯”》、《逃名》揭发了曲解古人的贻羞同文；《“京派”和“海派”》、《文坛三户》、《从帮忙到扯淡》进一步暴露了“文人无文”的事实，指出“京派”和“海派”已经合流，“破落户”和“暴发户”也互相交融，于是在“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之ใ余，忽而主张“本位文化”，忽而提倡“读经救国”，有“帮闲之志”而无“帮闲之才”，其结果无非是“扯淡”而已。在七篇论“文人相轻”和八节《“题未定”草》里，鲁迅又从理论上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但也仍然有申ã说，有驳难。他主ว张文人需要别是非，明爱憎，不应该“圆通”，“随和”，“贵古而贱今，忽近而图远”；反复地批评了“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这界ศ”的倾向，批评了“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的精神状态。他以历史唯物主义แ的观点，通过大量材料论述了过去时代的文学现象，扬幽发伏，纠正了历来对蔡邕ณ、陶潜、袁宏道的看法，保卫了战斗ç的传统。鲁迅反对以偏概全，反对以“摘句”论断ษ“全诗”，对选家们以个人好恶糟蹋古人提出强烈的抗议。在他看来，立“虚心平气”为ฦ选诗的极境，就和以“并不自立意见”为作史的极境一样：说得出，却做不到。例如张岱，曾主张选文造史，必须持平，而在论东林党的时候，却又立足于“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貌似公允，骨子里却是“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鲁迅认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当时统治阶级正在制造混乱ກ，思想界又大都浑浑噩噩，——“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鲁迅的这些文章，不但为文艺批评树立了严正的标准，还从思想方法上锻炼了读者，使他们别是非之界ศ，明取舍之道，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至于行文的恣肆跌宕，回旋俐落，摆事实，讲道理，作为ฦ思想战线上理论斗争的一种形式，七“论”和《“题未定”草》又都以其缜密和周详而成为出色的范例。
这里显然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左”的要求，但是，决议强调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它的解决“实为完成一切新า任务所必要的道路”注：《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๑1年11月1้5日，却证明了“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高度重视。一九三二年三月，“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再次把实现文艺大众化放在首要地位，指出“‘左联’的斗ç争还没有在实际生活斗争上发生很大的效果，那关键就在‘左联’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实行着转变——‘面向群众’，因此，切实的全般的实行这个转变，就是当前的最紧要的任务！”注：《秘书处消息》第1期，193๑2年3๑月15๓日这些决定和号召，扩大了文艺大众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范围，强调了它在整个ฐ革命文学建设中的意义，成为第二次讨论的纲领。在一年多时间内，《北斗》、《文艺新闻》发起征文，《文学导报》、《文学》半月刊â、《文学月报》等刊物发表不少文章，连续不断ษ地讨论了文艺大众化。革命作家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分析革命文学其它问题的文章，也常常涉及大众化问题。文艺大众化，成为整个ฐ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注意的中心。
一九三一年冬开始第二次讨论。由于“左ุ联”事先对一些错误思想作了分析，革命作家又为ฦ“九一八”以后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客观要求所推动，文艺大众化受到更大的重视。同年十一月，“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า任务》中指出：
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从陕北革命根据地来到上海，他向鲁迅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为ฦ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แ上的不明了性著作《四书正误》、《四存编》、《习斋记馀》等，为后人编入，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家》第1้卷第5期，1936年8๖月15๓日，鲁迅、茅盾、冯雪峰等共同商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本来，这个口号作为ฦ统一战线中左ุ翼文学的口号，可以与“国防文学”互相补充，并行不悖。双方认识上的一些差异，也完全可以通过讨论，逐步统一起来，推动文艺界ศ抗日救亡的工作。可是，胡风首先以个人名义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注：《文学丛报》第3期，1936๔年6月1日一文中提出这个ฐ口号。他既没有正确解释新า口号的内容和说明这个口号产生的具体经过，又避而不谈它与已๐经风行于文坛的“国防文学”的关系；字里行间，还存在着把两ä个口号对立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代替“国防文学”的意思。知道事情经过的芭盾当时就指出：“曾在鲁迅先生处听得了这口号的胡风先生，竟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来与‘国防文学’的口号对立”，“有意无意地曲解了鲁迅先生的意思”注：《关于引起纠纷的两ä个口号》，《文学界ศ》第1卷第3号，1936๔年8月10日。鲁迅也批评胡风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家》第1้卷第5期，1้936๔年8月15日。由于胡风的这种行动，也由于双方认识不一致并有着宗派主ว义，终于爆发了两ä个口号的激烈的论争。
“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不久ื，徐行先后发表《评“国防文学”》、《再评“国防文学”》、《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等文，从“左”的观点出发，抹煞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要求，否认在中国有建立反帝ຓ统一战线的可能ม性著作，也反对文艺界ศ在抗日旗帜ຒ下的联合。他指责“国防文学”提倡者是“资产者的辩护士”，“陷在爱国主ว义的污池里面”注：《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新า东方》第1้卷第3期，1936๔年4月29日。当时从国际到国内，托洛茨基分子正在反对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诬蔑革命力量，徐行的观点实际上附和了这种思潮，因此遭到革命作家的驳斥。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郭沫若的《国防·污池·炼狱》等文，分析了在抗日条件下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作家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作家的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指出徐行实质上是在以“左”的面目阻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批判ศ徐行的过程中，“国防文学”的倡导者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周扬在《现阶段的文学》注：《光明》第1卷第2号，193๑6年6๔月一文中，简约地回顾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学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接着指出：“国防文学就是配合目前这个形势而提出的一个文学上的口号。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ณ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同时，周扬认为ฦ，统一战线内部“斗ç争并未终熄”，“革命文学应当是救亡文艺中的主力”注：《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创น刊â号，1936年6月5日。茅盾也就“国防文学”创น作的基本内容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这是唤起民众对于国防注意产文学。这是暴露敌人的武力的文化的侵略的文学。这是排除一切自馁的屈伏的汉奸理论的文学。这是宣扬民众救国热情和英勇行为的文学”注：《需要一个ฐ中心点》，《文学》第6卷第5号，19๗36年5月，署名波。郭沫若认为ฦ“国防文学”的创作内容“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ฦ帝ຓ国主ว义作伥的东西”注：《国防·污池·炼狱》，《文学界》第1卷第2๐号，1936年7月。“国防文学”主张者还着重地说明，这种文学同鼓吹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ว义文学”是尖锐对立的，而同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文学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根据当时抗敌斗争的任务，他们虽然强调创作抗日救国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国防文学运动并不排斥不写或少写抗日题材但赞成抗日的作家。
《序言》把鲁迅放到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运动变迁和文学队伍不断分化的历史洪流中分析评价。这样，不仅具体地论证了鲁迅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历史地位、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战线上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深刻地阐述了文学运动中一些有关的事件。瞿秋白着重总结了革命文学论争的经验，他一方面肯定这次论争推动“原则ท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的积极意义แ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เ发展并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在同各式，另一方แ面也指出一部ຖ分革命作家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序言》的最后部分，具体的分析了鲁迅“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ç”、“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等主要特点，指出它们都是鲁迅从长期斗争的痛苦经验和深刻观察中ณ得出来的宝贵的战斗传统，并且号召革命作家向鲁迅学习，和鲁迅一同前进。这些分析有力地驳斥了各式反动文人对于鲁迅杂感的嘲讽，也帮助革命文学队伍正确认识鲁迅。更重要的是，由于对鲁迅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性质和发展方แ向的理解，瞿秋白又是始终密切地联系整个现代文学运动的进程来分析的，因此，《序言》的意义远远地超越了给鲁迅个人作出正确评价的范围，涉及到革命文学建设中ณ的一些重大问题。这篇论文，尽管某些论点还有说得不够确切之处，所选文章基本上限于一九三一年以前之作，对鲁迅晚年思想上更成熟、艺术上更绚烂的杂文未能ม具体论述，因而整个评价也无法全面深入，但论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他自己原先关于“五四”新文学的错误评价，实际上也有所纠正。这是瞿秋白的文学论著中极为重要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