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
我要说出我的结论，趋利避害，早就会现，我最不能同意的就是结尾的一段。假如从整个ฐ人类来考虑问题，孔孟程朱，中国人&#x，他说，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已经千疮百孔，而是我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
王先生的文章里，完全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直截，中国人在这方面已经很不像样了——这，知识分子应司重建之责。这个ฐ结构是指道德体系吧。有些知识分子下了海。我还真没看见，不过是挣几个ฐ小钱而已，还没创น建“王安”、“苹果”那样的大公司呢，文章没怎么写。王先生，就“厚颜无耻”。还有丧ç失人格、渴望堕落、出卖原则、亵读神圣这句话最怪，不知王先生信什么เ教、藐视理想。倘若这些罪名一齐成立，也别等红卫兵、褐衫队来动手，大伙就一齐吊死了罢，别活着现眼。但是我相信，王先生只是顺ิ嘴说说，并没把咱们看得那么坏。最后说说知识分子该干什么。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干两ä件事：其一，创น造精神财富；其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中国的知识分子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我倒希望大伙在前一样上也较出色。“重建精神结构”是好事，可别建出个ฐ大笼子把大家关进去；再造出些大棍子，把大家揍一顿。我们这个国家最敬重读书人，可是读书人总是不见太平。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想想原因。
如果让我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罪状，我也能举出一堆：同类相残文人相轻，内心压抑，口是心非……不过这样说话是不对的。先，不该对别人滥做价值判ศ断。其次，说话要有凭据。所以，我不能ม说这样的话。我认为中ณ国的知识分子只在一个ฐ方面有欠缺：他们的工ื作缺少成绩，尤其是缺少一流的成果。以人口比例来算，现代一切科学文化的成果，就该有四分之一出在中国。实际上远达不到เ这个比例。学术界就是这样的局面，所以我们劝年轻人从事学术时总要说：要耐得住寂寞！好像劝寡妇守空房一样。除了家徒四壁，还有头脑里空空如也，这让人怎么个ฐ熬法嘛。在文学方面，我同意王先生所说的，中国作家已๐经痞掉了；从语言到เ思想，不比大众高明。但说大家的人品有问题，我认为是不对的。没有杜拉斯，没有昆德拉，只有王朔的调侃。顺便说一句，我认为王朔的挺好看，但要说那就是“摸derncນlassic”，则是我万难接受、万难领会的。痞是不好的，但其根源不在道德上。真正的原因是贫乏。没有感性的天才，就不会有杜拉斯《情人》那样的杰作；没有犀利的解析，也就没有昆德拉。作家想要写出不同流俗之作，自己的头脑แ就要在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再丰富些，而不是故作清高就能解决问题的。我国的作家朋友只要提高文学修养，还大有机会。就算遇到了挫折，还可以从头开始嘛。
1997年8月23日于北京
王小波的思想将通过他的作品活在人们的心中。
我小的时候，常到邻๑居家里去玩。那边有个孩子，比我小好几岁，经常独自在家。他不乱ກ折腾，总是安安静静跪在一个ฐ方凳上听五斗橱上一个ฐ匣子——那东西后来我们拆开过，现里面有四个灯，一个ฐ声音粗哑的舌簧喇叭，总而言之，是个破烂货——里面说着些费解的话，但他屏息听着。终于等到一篇文章念完，广播员端正声音，一本正经地说道：革命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这孩子马上很清脆地答应了两声，跳到地上扬尘舞蹈一番。其实匣子里叫的不是他。刚把屁股帘摘掉没几天，他还够不上是同志和战友，但你也挡不住他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除了名字张三李四考斯比之ใ外，终于有了个冠冕堂皇的字号，至于这名号是统治、战友还是救世主，那还在其次。我现在说到的，是当人误以为自己拥有一个名号时的张狂之态。对于我想要说到的事，这只是个ฐ开场白。
当你真正拥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字号时，真正臭美的时候就到เ了。有一个时期，匣子里总在称赞革命小将，说他们最敢闯，最有zaofan精神。所有岁数不大，挡得起那个“小”字的人，在臭美之余，还想做点什么，就拥到เ学校里去打老师。在我们学校里，小将们不光打了老师，连老师的爹妈都打了。这对老夫妇不胜羞辱，就上吊自杀了。打老师的事与我无关，但我以为这事极可耻的事。干过这些事的同学后来也同意我的看法，但就是搞不明白，自己当时为ฦ什么像吃了蜜蜂屎一样，一味地轻狂。国外的文献上对这些事有种解释，说当时的青春期少男少女穿身旧军装，到เ大街上挥舞皮带，是性的象征。但我觉得这种解释是不对的。我的同龄人还不至于从性这方แ面来考虑问题。
小将的时期很快就结束了，随后是“工人阶级领ๆ导一切”的时期。学校里有了工人师傅，这些师傅和过去见到的工人师傅不大一样，多少都有点晕晕乎ๆ乎、五迷三道，虽然不像革命小将那么疯狂，但也远不能ม说是正常的。然后就是“三支两军时期”，到เ处都有军代表。当时的军代表里肯定也有头脑แ清楚、办事稳重的人，但我没有见到เ过。最后年轻人都被派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后者的优秀品质。下乡之前，我们先到เ京郊农村去劳动，作为ฦ一次预演。那村里的人在我们面前也有点不够正常——寻常人走路不应该把两腿叉得那么宽，让一辆小车都能从中ณ推过去，也不该是一颠一颠的模样，只有一条板凳学会了走路才会是这般模样。在萧瑟的秋风中，我们蹲在地头，看贫下中农晚汇报，汇报词如下：“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读作“母恩”今天下午的活茬是：领着小学生们敛芝麻。报告完毕。”我一面不禁悲愤地想到自己长了这么大的个子，居然还是小学生，被人领ๆ着敛芝麻；一面也注意到汇报人兴奋的样子，有些人连冻出的清水鼻涕都顾不上擦，在鼻孔上吹出泡泡来啦。现在我提起这些事情，绝不是想说这些朴实的人们有什么不对，而是试图说明，人经不起恭维。越是天真、朴实的人，听到一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证明自己身上有种种优越的素า质，是人类中最优越的部分，就越会不知东南西北，撒起癔症来。我猜越是生活了无趣味，又看不到希望的人，就越会竖起耳朵来听这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这大概ฐ是因为撒癔症比过正常的生活还快乐一些吧——说到เ了这一点，这篇文章也临近终结。
八十年代之初，我是人民大学的学生。有一回被拘到礼堂里听报告，报告人是一位青年道德教育家——我说是被拘去的，是因为我并不想听这个报告，但缺席要记旷课，旷课的次数多了就毕不了业。这位先生的报告总是从恭维听众开始。在清华大学时，他说：这里是清华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呀；在北大则说：这里是有五四传统的呀；在人大则说：这是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呀。总之，最后总要说，在这里做报告他不胜惶恐。我听到他说不胜惶恐时，禁不住舌头一转，鼻子底下滚出一句顶级的粗话来。顺便说一句，不管到了什么地方，我先要把当地的骂人话全学会。这是为了防一手，免得别人骂我还不知道，虽然我自己้从来不骂人，但对于粗话几乎是个专家。为了那ว位先生的报告我破例骂了一回，这是因为ฦ我不想受他恭维。平心而论，恭维人所在的学校是种礼貌。从人们所在的民族、文化、社会阶层，乃至性别上编造种种不切实际的说法，那才叫做险恶的煽动。因为ฦ他的用意是煽๓动一种癔症的大流行，以便从中渔利。人家恭维我一句，我就骂起来，这是因为，从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也是经不起恭维的。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关于崇高
七十年代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เ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说，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记忆犹新。照我看来，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拿我们去换木头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诉我说：国家财产是大义แ之ใ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们还说，我这种值不值的论调是种落后言论——幸好还没有说我反动。
实际上，我在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愣头青，水性也好。见到เ大水冲走了木头，第一个跳下水的准是我，假如水势太大，我也可能ม被淹死，成为烈士，因为我毕竟还不是鸭子。这就是说，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气质，我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时隔二十多年，我也读了一些书，从书本知识和亲身经历之中，我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ฐ意思吧。从气质来说，我只适合当演员，不适合当编剧，但是看到脚๐本编得太坏时，总禁不住要多上几句嘴，就被当落后分子来看待。这么เ多年了，我也习惯了。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就“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举例来说，洪水冲走国家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ใ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分。这种言论是对崇高唱了反调。现在的人会同意，这罪不在我：剧本编得实在差ๆ劲。由此就可以推导出：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实际上，就是唱高调的人见了一根稻草被冲走，也不会跳下水，但不妨碍他继续这么说下去。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ม只顾浪漫煽๓情，要留แ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举例来说，孟子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ม，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诗，就是中国的拜伦；只可惜不讲道理。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着？再比方说，在七十年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ใ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强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从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七十年代的调门最高。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出来了。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๓情。假如是后者，那ว就是犯了lao毛病。
与此相反，在英国倒是出现了一种一点都不煽情的伦理学。让我们先把这相反的事情说上一说——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得卑下，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然后再让我们反过来说——我们这里的伦理学家既然提倡相反的伦理，评价也该是相反的。他们的理论虽然崇高，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偏执还得到官方แ的奖励，在七十年代，高调唱得好，就能升官——他们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说了。我总觉得有煽๓情气质的人唱高调是浪ฐ费自己的才能：应该试试去写诗——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都有诗人的气质——把营造社会伦理的工ื作让给那些善讲道理的人，于公于私，这都不是坏事。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谦卑学习班
朋友们知道我在海外留แ学多年，总要羡慕地说，你可算是把该看的书都看过了。众所周知，我们这里可以引进好莱坞的文化垃圾，却不肯给文人方便，设家卖国外新书的文化书店。如果看翻译的书，能把你看得连中国话都忘了。要是到เ北京图书馆去借，你就是老死在里面也借不到เ几本书。总而言之，大家都有想看而看不到的书。说来也惭愧，我在国外时，根本没读几本正经书，专拣不正经的书看。当时我想，正经书回来也能看到，我先把回来看不到เ的看了吧。我可没想到回来以后什么都看不到--要是知道，就在图书馆里多泡几年再回来。根据我的经验，人从不正经的书里也能得到教益。
我就从一本不正经的书里得到เ了一些教益。这本书的题目叫做《我是的编辑》，里面尽是荒唐的故事，但有一则ท我以为相当正经。这本书标明是纪实类的书，但我对它的真实性有一点怀疑ທ。这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有一天，洛杉矾一家大报登出一则学习班的广告：教授谦卑。学费两千元。住宿在内，膳食自理。本书的作者接到主编的指示ิ：去看看出了什么怪事。他就驱车出，一路上还在想着：我也太狂傲了，这回报社ุ给报销学费，让我也学点谦卑。等到到了学习班的报名处，看到了一大批过了气的名人：有文体明星、政治家、文化名人、道德讲演家，甚至还有个ฐ把在电视上讲道的牧师。美国这地方แ有点古怪：既ຂ捧人，也毁人。以电å影明星为例，先把你捧到不知东西南北，口出狂言道：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男女演员。然后就开始毁。先是老百姓看他她的狂相不顺ิ眼，纷纷写信或打电话到报社、电视台贬他，然后，那些捧人的传媒也跟着转向，把他骂个ฐ一文不值--ๅ这道理很简单：报纸需要订户，电视台也需要收视率，美国老百姓可是些得罪不起的人哪。在我们这里就不是这样，所以也没有这样的学习班--ๅ这样一来，一个名人就被毁掉了。作者在这个ฐ学习班上见到เ的全是大名人，这些家伙都因为ฦ太狂，碰了钉子，所以想要学点谦卑。此时，他想到：和他们相比，我得算个ฐ老实人--狂傲这两个字用在我身上是不恰当的。当然，他还没见到我们中ณ国的明星，要是见到了，一定会以为自己้就是道德上的完人了。
且说这个学习班，设在一个山中废弃的中ณ学里，要门没门，要窗没窗，只有满地的鹿粪和狐狸屎。破教室的地上放了一些床垫子，从破烂和肮脏ู程度来看，肯定是大街上拣来的垃圾。那些狂傲的名人好不容易才弄清是要他们睡在这些垫子上，知道以后，就纷纷向工作人员嚷道：两ä千块钱的住宿就是这样的吗？人家只回答一句话：别忘了你是来学什么的！有些人就说：说得对，我是来学谦卑的，住得差点，有助于纠正我道德上的缺陷；有些人还是不理解，还是吵吵闹闹。但吵归吵，人家只是不理。等到中ณ午吃饭时，那破学校的食堂里供应汉堡包，十块钱一份，面包倒是很大，生菜叶子也不少-ๅ-毛驴会喜欢的--就是没有肉。有些狂傲的名人就吼了起来：十块钱一个的汉堡包就该是这样的吗？牛肉在哪儿？顺ิ便说一句，"9hereisthebຘeef！"是句成语，意思是"别蒙事呀！"得到เ的回答是：别忘了你是来学什么的！就这样，吃着净素า，睡着破床垫，每天早上在全校唯一能流出冷水的破管子前面排着长队盥洗。此书的作者是个老油子，看了这个破烂的地点和这些不三不四的工作人员，心里早就像明镜似的，但他也不来说破。除了吃不好睡不好，这个学习班还实行着封闭式管理，不到结业谁也不准回家-ๅ-当然，除非你不想结业，也不要求退还学费，就可以回家。这些盛气凌人的家伙被圈在里面，很快就变得与一伙叫化子相仿。除了这种种不便，这个班还总不上课，让学员在这破烂中ณ学里溜达，美其名曰反省自己。学习班的办公室里总是挤满了抱怨的人，大家都找负责人吵架，但这位负责人也有一手，总是笑容可掬地说道：要是我是你，就不这样气急败坏--要知道，在上帝面前，我们可都是罪人哪。至于课，我们会上的。听了以后保证你们会满意。长话短说，这个鬼学习班把大家耗了两个ฐ礼拜，这帮名人居然都坚持了下来，只是天天闹着要听课。
最后，上课的时刻๑终于来到了。校方宣布，主ว讲者是个伟大的人，很不容易请到。所以这课只讲一堂，讲完了就结业。于是，全体学员都来到เ了破礼堂里，见到了这位演讲人。原书花了整整三页来形容他，但我没有篇幅，只能长话短说：此人有点像歌星，有点像影星，有点像信口雌黄的政治家，又有几分像在讲台上满嘴撒村的野狐禅牧师--为了使中国读者理解，还要加上一句，他又像个有特异功能的大气功师。总而言之，他就是那个我们花钱买票听他嚷嚷的人。这么เ个家伙往台上一站，大家都倍感亲切，因而鸦雀无声。此人说道：我的课只讲一句话，讲完了整个学习班就结束……虽然只是一句话，大家记住了，就会终生受用不尽，以后永不会狂傲-ๅ-听好了：youareaທnasshole！同时，他还把这话写在了黑板上，然后一摔粉笔，扬长而去。这话只能用北京俗话来翻译：你是个傻x！
礼堂里先是鸦雀无声，然后就是卷堂大乱。有人感到大受启，说道：有道理，有道理！原来我是个傻x呀。还有人愤愤不平，说道：就算我真是个ฐ傻x，也犯不着花两千块钱请人来告诉我！至于该书作者，没有介人争论，径直开车下山去找东西吃-ๅ-连吃两个ฐ礼拜的净素า可不是闹着玩的。如前所述，我对这故事的真实性有点怀疑，但我以为，真不真的不要紧，要紧的是要有教育意义แ--ๅ中国常有人不惜代价，冒了被踩死的危险。挤进体育馆一类的地方，去见见大名人，在里面涕泪直流，出来后又觉得上当。这道理是这样的：用不着花很多钱，受很多罪，跑好远的路，洗耳恭听别人说你是傻x。自己知道就够了。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
我到荷兰去旅游，看到运河边上有个ฐ风车，风车下面有一片牧场，就站下来看，然后被震惊了。这片牧场在一片低洼地里，远低于运河的水面，茵茵的绿草上有些奶牛在吃草。乍看起来不过是一片乡村景象，细看起来就会现些别的：那ว些草地的中央隆起，四周环以浅沟；整个ฐ地面像瓦楞铁ກ一样略有起伏，下凹的地方แ和沟渠相接，浅沟通向深沟，深沟又通向渠道。所有的渠道都通到风车那里。这样一来，哪怕天降大雨，牧场上也不会有积水。水都流到เ沟渠里，等着风车把它抽到运河里去。如果没有这样精巧的排水系统，这地方就不会有牧场，只会有沼泽地。站在运河边上，极目所见，到处是这样井然有序的牧场。这些地当然不是天生这样，它是人悉心营造的结果。假如这种田园出于现代工程技术人员之手，那倒也罢了。实际上，这些运河、风车、牧场，都是十七世纪时荷兰人的作品。我从十七岁就下乡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土地。
我在山东老家插过两年队，什么活都干过。七四年的春夏之ใ交，天还没有亮，我就被一阵哇哇乱叫的有线广播声吵起来了。这种哇哇的声音提醒我们，现在已经是电子时代。然后我紧紧裤ไ腰带，推起独轮车，给地里送粪。独轮车很不容易叫我想起现在是电å子时代。俗话说得好，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我们老家的人就认这个理。独轮车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在各种糟糕的路上走，绕过各种坑和石头；坏处在于它极难操纵，很容易连人带车一起翻掉。我们老家的人在提高推车技巧ู方面不遗余力，达到เ了杂技的水平。举例来说，有人可以把车推过门槛，有人可以把它推上台阶。但不管技巧有多高，还是免不了栽跟头，而且总造成鼻青脸肿的后果。现在我想，与其在车技上下苦功，还不如把路修修--我在欧洲游玩时，现那ว边的乡间道路极为美好--ๅ但这件事就是没人干。不要说田间的路，就是村里的路也很糟，说不清是路还是坑。
我们老家那些地都在山上。下乡时我带了几双布鞋，全是送粪时穿坏的。整双鞋像新的一样，只是后跟豁开了。我的脚脖子经常抽筋，现在做到推粪上山，还是要抽筋。而且那些粪也不过是美其名为粪，实则是些垫猪圈的土，学大寨时要凑上报数字，常常刚垫上就挖出来，猪还来不及在上面排泄呢……我去起圈时，猪老诧异地看着我。假如它会说话，肯定要问问我：抽什么疯呢？有时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就揍它。'被猪看成笨蛋，这是不能忍受的。
坦白地说，我自己绝不可能ม把一车粪推上山--坡道太陡，空手走都有点喘。实际上山边上有人在接应：小车推到坡道上，就有人用绳子套住，在前面拉，和两人之力，才能把车弄上山去。这省了我的劲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更笨了。这道理是这样的：这一车粪有一百公斤，我和小车加起来，也快有一百公斤了，为了送一百公斤ภ的粪，饶上我这一百公斤已经很笨，现在又来了一个人，这就不止是一百公斤。刨去做无效功不算，有效功不过是送上去一些土，其中肥料的成分本属虚无缥缈……好在这些蠢事猪是看不到的；假如看到的话，不知它会怎么เ想：土里只要含有微量它老人家的粪尿，人就要不惜劳力送上高山-ๅ-它会因此变成自大狂，甚至提出应该谁吃谁的问题……
从任何意义上说，送粪这种工ื作决不比从低洼地里提水更有价值。这种活计本该交给风能去干，犯不着动用宝贵的人体生物能ม。我总以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纪的荷兰人，肯定遍山都是缆车、索ิ道--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工程师、经济学家、能工巧匠。至于我老家的乡亲，全是些勤劳朴实、缺少心计的人。前一种人的生活比较舒服，这是不容争辩的。
现在可以说说我是种什么人。在老家时，我和乡亲们相比，显得更加勤劳朴实、更加少心计。当年我想的是：我得装出很能吃苦的样子，让村里的贫下中农觉得我是个ฐ好人，推荐我去上大学，跳出这个火坑……顺ิ便说一句，我虽有这种卑鄙的想法，但没有得逞。大学还是我自己考上的。既然他们没有推荐我，我就可以说几句坦白的话，不算占了便宜又卖乖。村里的那些活，弄得人一会儿腰疼，一会儿腿疼，尤其是拔麦子，拔得手疼不已๐，简直和上刑没什么两ä样--十指连心嘛，干吗要用它们干这种受罪的事呢？当年我假装很受用，说什么身体在受罪，思想却变好了，全是昧心话。说良心话就是：身体在受罪，思想也更坏了，变得更阴险，更奸诈……当年我在老家插队时，共有两种选择：一种朴实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将来成为一位可敬的父老乡亲；一种狡猾的想法就是从村里混出去，自己不当父老乡亲，反过来歌颂父老乡亲。这种歌颂โ虽然动听，但多少有点虚伪……站在荷兰牧场面前，我现还有第三种选择。对于个人来说，这种选择不存在，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不仅存在，而且还是正途。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
我生在北京西郊大学区里。长大以后，到美国留学，想要恭维港台来的同学，就说：你国语讲得不坏！他们也很识趣，马上恭维回来：不能ม和你比呀。北京乃是文化古都，历朝历代人文荟萃，语音也是所有中国话里最高尚的一种，海外华人佩服之至。我曾在美国华文报纸上读到一篇华裔教授的大陆游记，说到他遭服务小姐数落的情形：只听得一串京片子，又急又快，字字清楚，就想起了《老残游记》里大明湖上黑妞说书，不禁目瞪口呆，连人家说什么都没有去想——我们北京人的语音就有如此的魅力。当然，教授愣完了，开始想那些话，就臊得老脸通红。过去，我们北京的某些小姐尤其是售票员在粗话的词汇量方面，确实不亚于门头沟的老矿工ื——这不要紧，语音还是我们高贵。
但是，这已是昨日黄花。今天你打开收音机或者电å视机，就会听到一串ธ“嗯嗯啊啊”的港台腔调。港台人把国语讲成这样也会害臊，大陆的广播员却不知道害臊。有一句鬼话，叫作“那么เ呢”，那ว么来那ว么去，显得很低智，但人人都说。我不知这是从哪儿学来的，但觉得该算到เ港台的帐上。再展下去，就要学台湾小朋友，说出“好可爱好高兴噢”这样的鬼话。台湾人造的新词新า话，和他们的口音有关。国语口音纯正的人学起来很难听。
除了广播员，说话港台化最为厉害的，当数一些女歌星。李敖先生骂老k国民党，说他们“手淫台湾，意淫大陆”，这个比方太过粗俗，但很有表现力。我们的一些时髦小姐糟塌自己้的语音，肯定是在意淫港币和新台币——这两ä个ฐ地方除了货币，再没什么格外让人动心的东西。港台人说国语，经常一顿ู一顿，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他们在想这话汉语该怎么说啊。他们英语讲得太多，常把中国话忘了，所以是可以原谅的。我的亲侄子在美国上小学，回来讲汉语就犯这毛病。犯了我就打他屁股，打一下就好。中ณ国的歌星又不讲英文，再犯这种毛病，显得活像是大头傻子。电台请歌星做节目，播音室里该预备几个ฐ乒乓球拍子。乒乒๐球拍子不管用，就用擀面杖。这样一级一级往上升，我估计用不到狼牙棒，就能把这种病治好。治好了广播员，治好了歌星，就可以治其它小姐的病。如今在饭店里，听见鼻腔里哼出一句港味的“先生”，我就起鸡皮疙瘩。北京的女孩子，干嘛要用鼻腔来说话！
这篇文章一直在谈语音语调，但语音又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港台文化正在侵入内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电视连续剧，正在电视台上一集集地演着，演得中国人连中国话都说不好了。香港和台湾的确是富裕，但没有文化。咱们这里看上去没啥，但人家还是仰慕的。所谓文化，乃是历朝历代的积累。你把城墙拆了，把四合院扒了，它还在人身上保留着。除了语音，还有别的——就拿笔者来说，不过普普通通一个ฐ北方人，稍稍有点急公好义，仗义แ疏财，有那么一丁点燕赵古风，台湾来的教授见了就说：你们大陆同学，气概了不得……
我在海外的报刊上看到เ这样一则故事：有个ฐ前国军上校，和我们打了多年的内战；枪林弹雨都没把他打死。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火力还不够厉害，另一方แ面也说明这个老东西确实有两下子。改革开放之初，他巴巴地从美国跑了回来，在北京的饭店里被小姐骂了一顿，一口气上不来，脑子里崩了血筋，当场毙命。就是这样可怕的故事也挡不住他们回来，他们还觉得被正庄京片子给骂死，也算是死得其所。我认识几位华裔教授，常回大陆，再回到美利坚，说起大陆服务态度之坏，就扼腕叹息道：再也不回去了。隔了半年，又见他打点行装ณ。问起来时，他却说：骂人的京片子也是很好听的呀！他们还说：骂人的小姐虽然粗鲁，人却不坏，既诚实又正直，不会看人下菜碟，专拍有钱人马屁——这倒不是谬奖。八十年代初ม的北京小姐，就是洛克菲勒冒犯到她，也是照ั骂不误：“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ม在我这儿起腻，惹急了我tamaທde拿大嘴巴子贴你！”断ษ断不会见了港客就骨髓酥非要嫁他不可——除非是领导上交待了任务，要把他争取过来。粗鲁虽然不好，民族自尊心却是好的，小姐遇上起腻者，用大嘴巴๒子去“贴”他，也算合理；总比用脸去贴好罢。这些事说起来也有十几年了。如今北京多了很多合资饭店，里面的小姐不骂人，这几位教授却不来了。我估计是听说这里满街的鸟语，觉着回来没意思。他们不来也不要紧，但我们总该留点东西，好让别ี人仰慕啊。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高考经历
1978年我去考大学。在此之ใ前，我只上过一年中学，还是十二年前上的，中学的功课或者没有学，或者全忘光。家里人劝我说：你毫无基础，最好还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但我就是不听，去考了理科，结果考上了。家里人还说，你记忆力好，考文科比较有把握。我的记忆力不错，一本很厚的书看过之后，里面每个细节都能记得，但是书里的人名地名年代等等，差不多全都记不得。
我对事情实际的一面比较感兴趣：如果你说的是种状态，我马上就能明白是怎样一种情形；如果你说的是种过程，我也马上能理解照你说的，前因如何，后果则会如何。不但能ม理解，而且能记住。因此，数理化对我来说，还是相对好懂的。最要命的是这类问题：一件事，它有什么เ样的名分，应该怎样把它纳入名义的体系——或者说，对它该用什么样的提法。众所周知，提法总是要背的。我怕的就是这个。文科的鼻祖孔老夫子说，必也正名乎。我也知道正名重要。但我老觉得把一件事搞懂更重要——我就怕名也正了，言也顺了，事也成了，最后成的事什么事情倒不大明白。我层次很低，也就配去学学理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