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一词的重新“启用”公开“启用”，
我，”
它不但声名狼藉并且是“文革”暴力的同义词，
对于大学里的红，很有必要。见于毛主席当年那一条著名的“最高指示”——“知。众所周知，我们姑且不谈。但有一点值得指出——。时值盛夏，我见他的裸背上有几处青紫。
于是台上的学生在那一阵异常的肃静中振臂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之口号。
似合乎着这样的逻辑——平庸的环境中多出“平庸之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仿佛睡着了。我闻到了一股屎尿味儿，都曾分裂为两派。一曰“造反派”，“保皇派”一般。一曰“保皇派”，反对武斗，反对“触及皮肉”。“十六条”是按毛主席的指示以“党中。“保皇派”们高举的旗号是“十六条”。但毛主席在“文革”初期实际欣赏的是“造反派”，反而并不太喜欢主张严格遵守“十六条”的红卫兵们。所以，江青才敢在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大会上公然说：“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并提出了使“造反派”们欢呼“江青同志万岁”的唯恐天下乱得还不够的口号——“文攻武卫”。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年最大的“保皇派”红卫兵组织“八八团”，乃是由毛主席亲自传旨解散的。以上历史情况起码可以说明，无论在大学里高中里还是初中里，确曾有一批红卫兵，他们的本愿其实只想动笔，不愿动手，只想批判别人的思想、路线，不愿逼得别人家破人亡。总而言之，他们希望以较文明的方式表现自己“关心国家大事”。虽然，他们也是被利用的工具，也客观上起到了对“文革”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主观上毕竟与很凶恶的红卫兵有区别。
那一天外边下着霏霏细雨。他们甚至可笑地，也有几分难以启齿地请求我再从外往里走一次。我满足了他们这一请求，扛摄影机的德国先生，半蹲着在我前边倒退上楼——我懂电影电视，我知道那是拍我的腿部……
“变相垮掉的一代！”
而今年，是“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是知青返城二十周年——会有不甘寂寞的知青起什么纪念活动么？
他们说北京有多少北大荒知青？至少十万。半数人看，就是五万。每票百元，便是五百万。再保守些估计，即使有半数人的半数看，一笔回收也是相当可观的。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中，知青们的集会，往往被他们和她们武断地归结为“红卫兵情绪”。仿佛知青们一集会，“造反”又要开始了，“动乱”又要来了，“文革”又要重演了。由于他们或她们煞有介事的、杞人忧天的、故作深刻和敏感的话语鼓噪，颇影响当局对知青集会现象的正确判断和看法。当局本是对知青集会现象暗觉不安的，加之他们或她们煞有介事地分析，于是难免地布置防范，以应不测。因而知青们的集会，倘规模大了点儿，几乎必有公安局乃至安全部的便衣工作人员密切予以关注。甚至，连国外媒介亦受其迷惑，对中国返城知青的集会，做过多次离题万里的荒唐的报道。他们或她们中，有人自己也曾是知青，按理说对知青的集会现象，他们或她们是最能正确理解、最能正确加以分析的。但他们或她们往往偏不。偏要煞有介事地、故作深刻和敏感地向世人以及当局作莫须有之暗示。我对他们或她们是很厌恶的。而返城知青们集会前集会中每每自我宣扬的扬什么光大什么的“青春无悔”之表现，以我的眼看来，其实也带有故作性、表演性。很大的程度上是持一块盾，既保护自己不受莫须有意味的攻讦，也同时向当局和世人作“平安无事”的回答。后来情况有了好转。因为返城知青的一次次集会，从未给社会造成什么不安定。于是，当局和社会对此现象先充分理解，他们或她们的暗示自然也就不再被理睬……
当时有人笑着插问一句：就像旧社会江湖上的人凭“道儿”中的帖子相互关照？
稿纸旁放着一封无落款地址的匿名信——编辑部转来的，刚刚读罢。信中说：“梁晓声，你小心点！像《溃疡》那类狗屁小说，奉劝你今后少写！用小说和我们对着干，没你什么好结果！有朝一日看我们如何整治你！……”
算来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小学文化水平，字写得很糟糕，没有任何才情，只有一张漂亮的脸，只有一具女人的身体，再从纽约“打”到巴黎，她又能混得怎样呢？作为一个将自身当成征服世界的武器的女人，她永远达不到“娜娜”那么“辉煌”的顶点。
1985年的除夕，我们度过得一点也不愉快。沃克十一点之后才忧虑地告辞。我和妻躺在床上，熄了灯，还一直在谈论他和小雯的事。妻后悔地说：“当初我真不该反对你阻止沃克与小雯结婚。”我什么都没说。
我说：“相信。”是的，我完全相信。沃克是位对待爱情和婚姻比较严肃的外国人。正因为我完全相信，心中才忧郁。
上了楼，见在走廊里做饭的妻子，正忙碌到高chao。
我说：“争夺者的胜利从来都是被争夺者的最终选择。我不过是在考虑你碰到的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他说：“小雯当然非常好！不但漂亮，还很……”嗫嚅地不说下去。
与沃克分手时，他说：“当着你的面骂中国人，我总感到对你是一种严重的伤害。”我说：“别介意。”
几日后我离开那工厂时，他们主动问我，那“三全其美”之策落实没有？
团结起来，
沃克回答：“有啊。有双开门的日立牌电冰箱，你们要买？”我瞪了妻一眼，妻立刻回答：“不，我们已经托别人买了。”沃克说：“要是买不到，我给你们买。”
有一次我故意问他：“在你结识的中国人中，有请求你帮助他们买电冰箱的吗？”
倒是看自行车那老人，怪通情达理，说：“算啦，走吧，走吧。”又摇道：“这年头，人都变成‘钱串子’了……”所幸并非人人都变成了“钱串子”。否则，吾国吾民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那社会光景也实实在在并不美好。
名片我也有。二百张。印制精美。我们编辑部为了工作需要，给每个同志印的，也是喷香的。
榆树上有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肉虫，我们北方人叫它“贴树皮”，又叫“洋瘌子”。寸余，黑色，有毛，腹沟两侧尽蜇足。落人衣上，便死死贴住，抖而不掉。落人皮肤上，非揪之拽之不能去。虽去，则皮肤红肿，似被蜂刺，二三日方可消肿止疼。这一点类同水蛭，样子却比水蛭更令人讨厌。而且它还会变色，在榆树上为黑色，在杨树上为白色，在槐树上为绿色。
他说：“我已经这样做了。”
七
大意是：该剧本系某负责人之子改编，且有文化部及电影局领导同志肯定之评语。我厂拍摄任务已满，现寄你们，你们指示其他兄弟厂拍摄，似更加顺理成章，成人之美……附在剧本之内，一并寄走。
我说：“那你就改天来。下星期内哪一天都可以，上下午也请便。”他说：“除了明天下午，我再哪一天也没有时间。”
他妈打着哈欠说：“完啦，没有后来啦，该睡觉啦！”
儿子听了别提多么沮丧。他希望那故事是永远也讲不完的。
人在幼年时与文学的初级接触真是入迷得动人哪！
儿子上小学四年级后，不再需要我和妻子讲给他听，开始自己看了。于是，我和妻子当年保存下来的一些小人书，成了他的第一批文学读物。我和妻子常感慨于我们各自能从“文革”前将那些小人书保存到“文革”后，而且保存得那么好。我们当年都未想到应该为我们的下一代保存，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我们当年认为的珍稀之物加以妥善保存罢了。
儿子上中学后，开始自己买书，开始与同学们相互借阅。
初三起，儿子不再看一切文学色彩的课外读物。
上高中后，儿子与文学的初级接触彻底结束。不是因为我和妻子强迫他那样，而是根本没有了接触的精力。
有时，我们忍不住将一本值得他读的书推荐给他，他则很烦地问：“我有时间看吗？”
我只有哑然……
我举我儿子为例想说明的是——许许多多的人，由于个人、家庭、社会、时代等某一种原因或综合原因，与文学的关系，截然终结在与文学的初级接触的阶段。只有少数人以后又续上了与文学的关系，岁月沧桑而不再中断，成为文学的执著读者和终生读者。文学依赖于他们的众寡而兴衰。大多数人与文学的关系，青少年时期一旦中断了便一辈子永远地中断了，或者自己没兴趣再续上了，或者仍有兴趣但没条件也没心情续上了。我们知道，一个人成为文学的始终如一的读者，也是需要一些起码的条件起码的心情的。对于他们，与文学的初级接触，成了青少年时期与文学的短暂的“初恋”。
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班里有六七名爱看小人书的同学。当年，一名小学生买一本小人书是奢侈的事。尽管一本小人书最贵才两角几分。
我上中学时，班里仅有三四名喜欢读小说的同学。同小学相比，与文学生初级接触的同学不是明显多了，而是少了。这因为小人书已经不能给予中学生更大的阅读满足，而买一本32开的“大书”，自然是一本小人书定价的数倍，也自然是更奢侈之事。你无我无，大家全无。估计全校读文学作品的学生，充其量不过二三十人。我对这个数字是比较有把握的。因为当年我像一条专善于嗅“书香味儿”的猎狗，哪个年级哪个班级的学生可能有书与我交换了看，是会被我凭着敏锐的嗅觉现的。
“文革”一开始，全中国一切古今中外的非“马恩列斯毛”类的书，几乎全都付之一炬了。每座城市的重要图书馆，都保护性地封门上锁了。一封一锁，便是十年。于是全中国人的读书习惯，都被硬性地改造掉了。
我不晓得我中学母校当年那二三十名喜欢阅读文学书籍的同学，如今是否仍是文学书籍的读者？须知我的中学母校当年在哈市非是一所喜欢阅读文学书籍的学生少得可怜的学校。比起有高中的中学会少些，比起无高中的中学只多不少。因为我的中学当年成立过“故事员同学会”，曾向全市推广过如何引导学生阅读文学书籍的经验。
姑且以千分之二三十推而广之地概算，在当年三千余万知青中，也不过就有二三十万人与文学生过初级接触，十年的知青岁月，是除了“毛选”无书可读的岁月。那二三十万知青中，后来十之七八也渐渐丧失掉了读书习惯。就好比迁往南方生活的北方人，渐渐改变了冬天戴棉帽子的习惯。
二三十万的十之七八是多少，不言自明。
正是她们，后来成了全国知青文学的第一批知青读者。之所以用“她们”而非“他们”，乃因这些返城知青中女性居多。她们再后来又分为两类女性：有的因对知青文学的敏感关注而成为广义的文学书籍的读者。她们从知青文学中获得到的，不仅是知青经历的寻寻觅觅而已，也同时是少女时期与文学恋情的重续。这又是由她们与文学的初级接触而奠定的。有的则并没与文学生过初级接触。她们捧读知青文学主要因为，甚至仅仅因为她们曾是知青。“知青文学”四字对于她们而言，重在“知青”，不在文学。她们将知青文学当成与自己生密切关系的文字式“老照片”。并且，往往想象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命运便是自己或接近于自己在知青岁月中的命运。甚至，往往认为自己在知青岁月中的命运比知青文学中的女主人公的命运更值得同情，更忧伤凄婉，更动人感人。确实，她们中大多数人在知青岁月中有相当坎坷甚至极为坎坷的遭遇。她们往往视某些知青文学为自己间接的命运自白书。她们几乎只关注知青文学，对别种文学书籍缺乏兴趣。与自己的命运生间接自白效果的知青文学，她们认为好，否则觉得不好。她们至今差不多仍这样。知青文学中的某类，是连接她们与文学的一条极细极细的红丝线。但她们觉得不细，而是一条汩汩通过血液的血管、一条动脉。
她们在不再是少女的年龄，与文学生着初级接触。而且，主要是由于“知青”二字。而且，几乎甘愿地滞停于初级阶段。
这种关系当然也是十分令人感动的，又令人感动又令人揪心。
但她们为数有限，毕竟构不成一个各界人士想象的庞大的知青文学读者群。若知青文学读者群主要是由她们构成的，则显然是她们和知青文学的双向的憾事。
知青中的“老”高中们，当年是很有人读过一些古今中外的世界文学名著的。返城后他们与文学的关系分为三类——第一类受家庭和生活所累，虽并无什么孜孜以求的事业主宰着人生精力，却也不再接触文学了（包括知青文学）；第二类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活跃于仕途，或埋头于理工科专业，也惜时如金，不读“闲书”；第三类或者也考上了大学，又恰恰属文科专业，便仍与文学生瓜葛。但他们实际上并不因曾是知青而偏爱“知青文学”。相反，他们往往比较轻慢知青文学，往往显出很不屑的样子。他们越评论家起来，学者化起来，资深记者起来，对“知青文学”似乎越瞧不上眼，所评所析所议，往往比不是知青的同行更尖酸刻薄。他们认为自己是权威言人，权威批评者，认为自己怎么说都有理。别人也不免地这么认为。他们通过对知青文学的终审垫高自己的地位。
当然，还有第五类人，他们可能并没进入大学，一直在寻常的单位里从事着寻常的工作。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与文学生第二次接触。这是较高阶段的接触。视野远比他们青少年时期与文学的接触宽阔。评判水平也不能同日而语。他们既不拒绝知青文学，也不只读知青文学。
如果有谁统计一下便会确信，在“老”高中们中，又与文学生第二次接触的人其实是不多的。生了的，大抵在第三类人和第四类人中。然而，并不能据此认为他们是知青文学读者群中的主要成分。而应该确切地说他们是中国文学的较高层次的读者群中的主要成分。
那么，构成知青文学读者群主要成分的，其实非是返城知青，又究竟是哪些人呢？
说来或许有人不相信——其实，主要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初高中生、大学低年级生、各行各业中的青年，以及比以上三者加起来的数量少得多的一小部分知青。而且，仍以女性为主。
据我看来，在全世界，爱读文学类书籍的女性，肯定比男性多几倍。这其中的原因，前边涉及了一些，更深层的分析，应属另一话题，此不赘述。知青文学的冷热，其实是随着他们和她们阅读兴趣的转移而变化的。
我的几部知青小说有幸被拍成了电视剧。十个对我说他们和她们看过我的“作品”的人中，大约有九个指的是那些电视剧。
但他们和她们肯定并不知道，那几部电影电视剧能被他们和她们看到，是很经过几番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