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消说，于是夹在。“知识青年，似母子关系。文盲青年在城市中日渐消亡，
建国后，都是男性，
一天中午。我正午睡。
而依我想来，“文革”话题在中国，也许将比知青话题更长久。起码，将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存共亡两个话题，城市先实行。不再被经常用，它被“学，被杨志松拖起，让我去制止知青的打人暴行。住着一名单身的当地男人，离知青宿舍不远的院子里，五十余岁，被列为“特嫌”人物，我班里的三四名知青。出入受到限制和监视，中午便去逼供。等我和杨志松走入院子，他们正从屋里出来，一个个脸上神色颇为不安。为的，一边从我们身旁走过一边嘟哝，“真狡猾，装死！……”
她的声音立刻被台上的口号压住……
至于女中的某些女红卫兵们何以特别凶恶，我多年来一直想不大明白。但是我亲见过她们抡起皮带抽人时的狠劲儿，凌辱人时的别出心裁。仿佛在这一点上，要与某些凶恶的男红卫兵一比高下。真的，我至今也想不大明白。或许，仅仅要以此方式引起男性们对自己们是不寻常之女性的性别注意？与如今某些女性以奇装异服吸引男人们的目光出于同念？
在“老三届”中，以我的中学母校哈尔滨二十九中为例，略作回顾，便见分晓。我所在的初三九班五十四名学生中，仅一人在某次批判会上打过某位教俄语的男老师一次，另有一二人参加过抄家。因为他们在班里是太少数，所以我的记忆很牢固。打过老师的那名同学，当年是我们—些关系较好的同学之一。而且，正因为关系较好，又因为那次批判会是本班级范围内的一次极小型批判会，所以有人敢于公开遏制。当然，公开而严厉遏制的，是我和另外几个他的朋友。事后我们都很生他的气，数日内不愿理他。并且，告知了他母亲。他母亲又将他狠狠训了一顿。近几年我回哈市，与中学老同学相聚时，共同忆起当年事，他们都不免地自言惭愧。我们全校三个初中年级共一千二百余名学生，屈指算来，当年有过凌辱师长打骂师长劣迹的，组织过参加过抄家的，最多不三十人。而且，几乎一向是他们。他们中有平素的好学生，也有名声不太好的学生。好学生，唯恐被视为旧教育路线的“黑苗子”，故“决裂”特别彻底，表现特别激烈。希望通过“造反”，校正自己的形象，重新获得“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自己的好印象，依然是“苗子”。至于那些名声不太好的学生当年的真实想法，据我分析不外乎三种：一，投机。过去我不是好学生，现在好与不好的标准不同了，甚至截然相反了，我终于可以也是了吧？不就是“革命”不就是“造反”么？比功课方面的竞争容易多了，也痛快多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出手”白不“出手”，“革命”鼓励如此，何乐而不为呢？二，泄私愤。过去我怎么不好了？哪点儿不好了？原来不是我不好，是过去的教育路线教育制度不好，是老师们校长们教导主任们过去不好。原来我受委屈了，始终被压制啊！有毛主席撑腰，现在该轮到我抖抖威风了。哼，他们也有今天！……三，自幼受善的教育太少太少，受恶的影响太多太多。心灵或曰心理有问题。那恶的影响也许来自不良家庭成员的怂恿或教唆，甚至可能干脆是从父母那儿继承的。也许非是来自家庭，而来自家庭学校以外的某一恶环境。他们其实并无什么投机之念，也颇不在乎自己给哪一条教育路线哪一种印象。只不过快感于自己心灵中恶的合法又任意的释放。你若问他对哪位师长曾怀恨在心，他们极可能大摇其头道没有的事儿！而这又可能是真的。但他们就是抑制不住地非常亢奋地去凌辱人伤害人打人。那时他们体验到无法形容的快感。这些人是最冷酷最危险的红卫兵。如果“革命”号召用刀，他们便会公开杀人取乐。像日德法西斯当年屠杀我们的同胞屠杀犹太人一样。恰恰是这样一些红卫兵，后来绝少忏悔，甚至于今也不忏悔。谈起自己当年的行径往往狡辩地说：“当年我被利用了，上当受骗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主观想象“黑土地”是当年希特勒每周一表政治讲演的诺伊曼咖啡馆。想象在中国，在“文革”结束十七八年后，红卫兵阴魂不散，仍经常以返城知青的身份每晚聚于“黑土地”，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回忆“峥嵘岁月稠”。也许，还进一步想象，秘密策划中国的第二次“文革”……
当年我听许多上一代人，包括许多一向心肠宽厚的知识分子和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憾然而耿耿于怀地说过类似的话。
它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知青活动。
但当时我表了言词较激烈甚至可以说情绪有些冲动的反对意见。
将苦难和逆境中走过来的经历视为人生资本，乃是古今中外人类比较共同的“毛病”。非中国知青一代特有的也不值得投以讽意，更不值得大惊小怪。
当时，大家的动机，的的确确这么简单，这么现实，又这么天真烂漫。
但是，他们当年毕竟的都拥有着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本。那就是年龄。二十六七三十来岁三十多岁的年龄，无论打算对人生作何进取，为时都不太晚。年龄是返城“知青”当年唯一的资本。令全社会不同程度所同情的整代“遭遇”，具有苦难色彩同时也便具有了沧桑色彩具有了坚忍色彩的经历，与上一代人相比磨而未圆似乎仍显得咄咄逼人的棱角，与下一代人并论不卑不亢似乎人生经验极为丰富的成熟，又使“知青”这唯一的资本成为“知青”唯一的傲。此傲不无受过严峻洗礼之意味。在返城初期，“知青”唯靠此傲支撑着奋斗精神，保持住心理平衡
好吧，我就应战！手在抖，心在寒。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愤怒……北京，北京，我在心中呼唤着你，像呼唤母亲一样。我多想依偎在你的怀中，暖暖我的身子，暖暖我的心！同时，让我倾听母亲的心脏——是在怎样有力而安稳地跳动着。母亲心脏的动音，对我——是一支摇篮曲。
半年后，沃克从英国给我来信，告知他经朋友推荐，在英国某大学任教。附带一笔，小雯已获瑞典国籍，到美国去找那个美国人了……
我说：“到那天再说吧！有没有时间参加，我会提前打电话告诉你的。”他从皮包里派出一份打印着中英文的精美请柬，郑重地交给我。
我知道，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或其他什么剧团歌舞团招考时期，正是纨绔子弟们“采花逐蝶”的季节。文明点的就“凤求凰”，“蝶恋花”，肆无忌惮的就“王老虎抢亲”。考场上被淘汰的姑娘们，就转向情场上去碰碰运气。当不成演员，能作某某大人物的儿媳妇、孙媳妇或近乎的什么角色，虚荣心理也获得了些许满足。世界从来分为两大阵营——男人和女人。某些姑娘的美貌在她们自己看来不过是“通货”，是“股票”。可悲的是不能存入什么银行，吃点“利息”。岁月无情，时间总使美貌贬值。不趁行情看涨换点什么是最大的浪费，而有时间有精力有不泯的兴趣在她们之中“采购”的非纨绔子弟们莫属。所以她们的归宿也就大抵只能有一个，成了他们的配偶。这个词比老婆、爱人或妻子更准确。“自古红颜多薄命”，一点不假。穷小子买不起。买得起的也便换得起。“红颜”们也忒命苦！
他说一切待他回来后向我“汇报”。
传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照“传统”去做什么事，人们大抵心安理得。但某些“传统”也往往是一种腐朽的力量。正是借助了这种力量，封建帝王的黄绫圣旨演变成为“最高指示”……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下一个星期六，沃克又来时，果然给儿子带来一个玩具，是一只黄色的，毛绒绒的，会叫的小狗。说是在友谊商店买的。
我说：“那你就挑一个呗！你不是希望寻找一个中国姑娘做你的妻子吗？”
她说：“没零钱。”将一元钱还我，不再理我。我说：“我可是刚刚从你这儿买了四支啊！”
我从书包里翻出自己的作协会员证，放在桌上，说：“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虽然是小人物，可这家餐厅的服务员中，就必定有知道我的姓名的。”
以后，他几乎每星期六晚上都到我家中来做客。他喜欢喝大米枣粥，喜欢吃炸糕，黄瓜罐头，还喜欢吃饺子。我们就每个月让他吃上两顿饺子，更多的日子只以粥相待。
他说：“我们到楼外走走好吗？”
为了使代表们不怀疑，我给自己长了五岁。
我想，权力之与文学艺术，恰如铁树之与菊花，本非同科木，“嫁接”也难活。偏若移花接木，何类“狗扯羊皮”？
我说：“老李是我朋友，诚心诚意来向你组稿的，不看僧面看佛面。”辛欣沉吟良久，方开口道：“晓声，不是我不讲交情，我近来差不多一篇，挨批一篇。寄出去的，各编辑部都不敢，你说我还写个什么劲？还他妈的写得下去吗？”翻弄着桌上的稿纸给我看，又说，“其实倒也不是不想写了。还想写，但实在写不下去啊！一个星期了，写了还不到六千字。我想冷却一个阶段，思考一些问题，我希望能不受任何干扰地进行思考。”说完，她将桌上的稿纸全部收拢，放入抽屉，锁上。仿佛今生今世不再拿出
至于已经“下岗”的、待业的，多数自行斩断了与一切知青旧友的往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隐姓埋名地四处奔波地寻找养家糊口的再就业机会，前面提到的诸如《北大荒人名录》之类的书，对他们的再就业毫无用处。
即使他们，你若问对“改革开放”的看法，他们也并不什么恶毒的诅咒。通常的说法是：“唉，谁让咱们摊上了呢！与解放前相比，可能还是强多了！解放前哪儿会有再就业工程呢！”
人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们就是走投无路像古代小说中写的那样领后插根草标自卖自身，也是不会采取什么对抗“改革”的行为的。
这真是中国的福气。
也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