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为国家命运而参与政治的。六十年代末，
于是一夜之间，
我的中学母校恰是一所普，而是另外一些人。如果确有所谓“知，
进言之，
“老三届”。是指“文，它是我们的“胎记”，是我们脸上的“火印”。
我追上班里那三四名战土，喝问他们是不是打人了。
台下呼应者寥寥无几。那么其主要成分也非是返城知青。便统统由学生而，
的确，已经读到了初三初二初一、高三高二高一的学生；“新三届”，“新三届”中。是指“文革”，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红卫兵“造反有理”的两年内是小学生，即使也“。是红小兵，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毕竟不那么大。只有极少数“文革”中的初中生后来升入高中。他们升入高中后，“上山下乡”已开始。红卫兵运动的气数已进入尾声。他们的红卫兵劣迹，是在升入高中以前。亦即在身份是“老三届”的“停课闹革命”的两年里。而他们并未能如愿以偿读完高中，很快也难幸免地“上山下乡”了……
在中国、在北京、在一个雨夜，一双腿沿着狭窄的楼梯而上——镜头一变，空间豁然宽敞，四壁皆当年的“文革”宣传画……
“狼孩儿！整代都是狼孩儿！”
我想，肯定不会的。
商业运作的色彩，随着人们头脑中经济意识的增长，那么顺理成章地成为许多事情的前提和主导思想。
我也笑答：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咱们不是经常自诩都是北大荒“这条道儿”上走过来的么？姓名上了“录”，相互关照之时，更需各尽所能啊！
充满威胁的一封信。倒不怕。就是有点冷。
我将沃克与她那张彩色结婚照翻了出来，一剪刀从中间剪下了她，撕碎后扔进了纸篓
我在想：金钱、金钱、金钱，它使多少中国姑娘，包括少女，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廉价地奉献给了某些外国人啊！或者一次性的“拍卖”，或者“零售”。她们在这种交易中显得那么匆匆忙忙，那么迫不及待，仿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们简直有点“不惜血本大牺牲”。在这种交易中，她们的青春和美貌是秤砣，爱情，如果有的话，不过是秤星。为了金钱，舞蹈演员嫁给浑身铜臭的鄙俗港商。为了金钱，电影明星甘做外国佬的“厨房夫人”。也许是一百比一，出了个小雯。像外国人玩弄中国姑娘一样，玩弄了一个外国人！是一报还一报么？不过它落在我的外国朋友申·沃克头上，有欠公允，也不仁义
我没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几天后收到沃克一封短信，知他与小雯完婚后第三天，便双双回瑞典探望他的父母双亲去了。信中说他们要在瑞典住一个月。
妻急切地要见到小雯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关了煤气，停止了操作。我和沃克连屋也没进，又陪同妻走下楼来。这两个女人的见面，好像两位外交官夫人的初次结识。妻腰里还扎着围裙，将小雯当成老朋友似的，拉着手亲亲热热地说话。小雯则显得那么矜持，矜特中流露出几分高傲。那种对于男人是武器的微笑，在妻面前又变为盾牌，遮掩着只有女人们之间才能敏感地看出的什么。
“还很性感？”我替他说完。
他笑了。我却笑不起来。
我回答落实了。
继承我们的父兄，
我说：“能买得到。”
他说：“岂止是买电冰箱啊！”
看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民族素质的提高，并不见得就成正比。
我用手指轻轻一弹，将那张名片弹到地上，说：“你们可不配与我交朋友。”
有些中国人，真像“贴树皮”。其所“贴”之目标，随时代进展而变化，而转移。研究其“贴”的层次，颇耐人寻思。先是贴“官”。
他的目光那么平和。
会议主持者在会议室门外等我，和我并肩走入餐厅。边走边说，希望我明天谈谈“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教育路线，对艺术院校教育方针教育方向的干扰破坏。我只好“极其谦虚”地拒绝
仅仅五六日后，“完璧归赵”。剧本被“剧本委员会”退回，附函曰：“该剧本既然已经你们扶植，你们还是扶植到底吧！恕不提意见。”
我火了，答：“哪一天都行，就是明天下午不行！”我啪地挂上了电话，骂一句：“你他妈的！”真够矫情的！第二天下午，我便去看电影。原以为只放一部影片，却放了两部。
谈到这些，知青们往往也是皆摇其头不以为然的。
因为他们经历过。
他们会嘲曰：“何其相似乃尔！”
会引用maozedong的话概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看到比自己年轻的人为了名利，虔诚地热切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应景表态，他们会私下里相互议论：“多像当年我们中的某些人啊！当年我们中的某些人太傻，目的性不明确。他们现在多懂事多精明多现实啊！他们也许比当年我们中的某些人还可怕吧？因为他们现在内心里想要的，比我们当年想要的大不一样，而且多多了！……”
对于周总理，绝大多数返城知青的崇敬程度高于对maozedong的崇敬。对两位伟人的这一种崇敬程度的差异，不是他们返城以后开始的。甚至，也不是他们下乡以后由于自身命运的失落造成的，更不是今年以来一系列关于周恩来生平事迹的专题片所影响的。所有那些专题片只不过又从返城知青们内心深处重新唤起了不泯的崇敬。
对两位伟人的崇敬程度的差异主要是由对“文革”意义和动机的怀疑形成的。而这一种怀疑，在他们“上山下乡”以前，在打倒刘少奇以后，在“文革”的第二、三年，就暗暗形成在他们中某些有思想的人们的头脑中了。
归根结底，在当年是对个人崇拜的悄悄的反动。
在后来是对个人集权的反思。
周恩来在为中国人民任劳任怨、全心全意服务方面，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恰如那一句诗所形容的——“春蚕至死丝方尽”。
知青一代谈起周恩来，犹如印度人谈起他们的“圣雄”甘地。
在当年，亦即1976年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前，某些忧患国家前途的知青，对周恩来也曾有过一个时期的“不满”——希望他以非常方式力挽狂澜，最果断地解决“四人帮”。
这乃是一代人当年思想中的一个历史秘密。
所以周恩来逝世以后，当年在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知青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寄托空白。
他们曾有这样一种暗自的心理准备——只要周总理在北京一拍案一挥手，将群起响应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不是为了改变自身的知青命运，而是为了拯救国家于危亡边缘。
这体现于知青亦即前红卫兵们的头脑中，是一种非常矛盾的思想。他们真的想造反了，但不是冲着伟大领袖去的，是冲着“四人帮”去的。为了和“四人帮”决一胜负，他们需要周恩来这样的统帅者。在胜利了以后，他们愿意重新膜拜maozedong为伟大领袖。甚至，愿意在全中国的每一座大小城市，为maozedong塑高大的金身塑像，以取代那些铜的、玻璃钢的或大理石的……
这一历史秘密，这一种非常矛盾的思想，当年在不少中国人，主要是中青年人头脑中产生过。
所以，周恩来的逝世，不可避免地引了“四五”运动。那是一场自式的、爆式的反对专治、呼喊民主的政治运动。在那一场运动中亲自到过天安门广场的知青是有的，但为数极少。大抵是探家的北京知青，或途经北京因故滞留的南方知青。比如上海和杭州知青。但南方知青一般对政治心悸胆怯，只不过作为旁观者，不敢有什么具体行动。而探家的北京知青，有人不止一次在那一场运动中去过天安门。
那一年我在复旦大学读书。
后来我的北大荒知青战友在信中告诉我，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也对探家的北京知青进行过政治审查。有从北京带回“四五”诗抄者，遭到了严厉的制裁。
尽管在“四五”运动中亲自到过天安门广场的知青极少，但“广阔天地”里的许多知青，头脑深处的思想，是与“四五”精神遥相呼应的。
返城后，知青间坦诚交待当年头脑中的一级政治“隐私”时，无不感慨自己当年政治思想的幼稚。认识到，如果当年中国真生了自己头脑中所祈之事，那么中国必定四分五裂，后果不堪设想。今天中国什么局面，也就完全说不定了。以毕生之心血和精力维护中国完整统一的周总理，又怎么能以中国的最大前途冒险呢？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又是多么符合像他那么伟大的成熟的政治家的至高原则。当年他也只能更多地争取为国家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权力。如果当年连他也最终丧失了这种权力，那么中国肯定陷入另一种不堪设想之境。两种不堪设想，对中国的后果都将是可怕的。所以，一举粉碎“四人帮”，只能是在毛主席逝世以后生的英明果断的大事件……
想明白了这样一些道理之后，对于周总理就依然崇敬了。
除了周总理，知青一代非常崇敬的，还有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如果进行一次知青一代中的民意调查，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除了周总理，彭德怀必是第二个倍受崇敬的人物。
一代知青崇敬他，是由于他延安保卫战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赫赫战功，更是由于他刚直不阿，为民请命，不怕丢官，敢讲真话的品质。
具有这种高贵品质的共产党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毕竟太少，而不是很多。
对于知青一代，中国的革命史，的的确确是一部充满英雄色彩的史诗性历史。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一段历史，总之，它是史诗性的历史。总之它是充满英雄色彩英雄主义的历史。总之，谱写那一页历史的杰出人物们，起码像希腊神话中的俄底修斯们一般，若完全抽掉政治因果，也依然具有美学意义上的不可重复性，不可比拟性，以及可歌可泣的传奇性……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知青一代看后继政治家们的目光、标准是很不容易降低的。
所幸知青一代就要老了，下一代会有下一代客观公正的标准，会以下一代愿意的目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