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叫他们直接去给这几个地方的。牛所长说了，到了五点半。还说，”
蒋，这个事我还要跟书记商量商量。有人，我们，我去给吴军说，反正，这以前都是他们在做。
“你啷个这样说啦？那个女的说话声音响亮。看你们哪个，我说，好吧。‘张主任在不在？’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一个年龄在四十左，”
临近上课了。她一眼就看见了我，眼睛里马上就充满了鲜红的东西。她是练习课，她怯生生地，联堂。言下之意是希望我不听她的课。我没有吱声，走人吧，我想，一看就知道这位老师的日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时，正好一个熟识的老师来了。
“这事肯定不怪段书记。”蒋副所长冷冷地说，然后虎着一张脸走了。
“你是代理主任嘛，当然要由你来拿主意。”
区教科所规划办公室主管全区教育系统科研课题的立项、审批、管理工作，负责大型学术会议的策划、组织，规划办还有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任务，就是替所领导、上级领导起草文稿。这是一个很辛苦的部门，一个没有多少油水的部门。部门主管张明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号称“牛家军私人领班。”
“嗯！”
很抱歉。我只能说声对不起。
我回信说：
第二个原因就是性格冲突所致。不同的家庭文化背景、不同的血型、不同的人生经历所造成的性格，使家庭战事愈演愈烈。这种穷追猛打持续了二十年，也闹过几次离婚，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理由啦，很简单，在讨论分手的菜单时，我们都大义凛然地要求把女儿判给自己，至于财产，多少也就无所谓。事实上，我们都是做教师的，为人老实巴交，没有外快，也就没有什麽特别值得骄傲的财产。存的几个小钱，都是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老婆千不好万不好，但有一个好，就是刻苦自己，节衣缩食，操持家务，不像有些女人，总是喜欢拿家里的钱到处消费、享受，是一个骨子里比较守旧的女人。闹过几次后，大家都麻木了，谁也不再提离婚的事，但是，家庭的温暖和亲情从此是远离我们而去了。但在外人面前，在亲友面前，我们还是一对恩爱夫妻。
“那还不是捆起绑起。这样嘛，你就过来吃晚饭嘛。我们等你。”
她情绪很好。因为走了路的原因，气啜吁吁的，眼睛闪闪亮。
有人在看报纸。
“你以前就在省城读书，对这里是很熟悉的了。”
我飘了进去，就像是一只被花蜜引诱的蝴蝶。
我们的出日期定在6月1o日。
6月1o日这天。城北火车站。暑气横流。白花花的阳光在人头上攒动。车站上不停地有人向你兜售这兜售那的。拥挤的候车室现在显得更拥挤了。在休息大厅我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琬蓉还没有来。
直到开始检票了，她才来。
“哎呀，你呀！”
她只是笑笑。
我们住的是73次列车4号硬卧车厢。
车厢还算干净。人并不多。还有空着的铺。服务员的态度蛮好，有住宾馆的感觉。
火车从本市出，经过江西、湖南、湖北、江苏，穿过大山、平原，走了好几十个小时，终于在第二天下午的一点钟到达上海站。
我和琬蓉都是第一次到江南来，当火车在进入江苏后，那满眼的绿色，满地的水泽，满地的财富，让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到过云梦泽，但云梦泽的水也没有这麽多。后来，我在读一个水乡作家的作品时，看到这样一个词：“水网。”才恍然大悟，哇，这就是水网呀！
久负盛名的外滩让我们激动不已。
外滩的人很多。它呈一道弧形。黄浦江流淌在浦东和浦西之间。
外滩的一个观景台上摆满了卖各种饮料的摊子。这些摊子显得大气。大大的遮阳伞，一排排整齐的纳凉椅，一群群的游人，外国人尤其多。这些外国人显得比我们还中国人。你看他们悠闲自在，一副得意洋洋、幸福十足的样子，就知道当年为什麽会生革命。
晚饭是在外滩一家酒楼吃的。没几个菜，花了一百五十多块。
饭后的节目是逛南京路。
南京路在我们心中，曾经是一个梦。
南京路显得富丽堂皇。因为是夜晚，霓虹灯铺天盖地的，人影涌动。有不少的外地人在大街上照相留念。
很晚的时候，我们在一家临街的小摊上吃夜宵。随意点了几个菜，又要了一瓶啤酒，在上海的夜空里，慢慢消化。
这天晚上，我们是分开住的。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我们二人乘坐一辆出租车向周庄进。车子从繁华的大街上穿过。这个时候，我们又一次感觉到望不到头的城市高楼让人感到上海的气势。我们非常用心地望着窗外的大街，大街上流动的汽车，汽车外飞驰而过的高楼。高楼真的很高，又真的很大，不仅造型特别，几乎没有一幢楼的外形是相同的，而且用料讲究，做工精细，大气，气魄十足。在我看来，满眼的高楼大厦，其实就是满眼金光灿灿的票子。
琬蓉兴奋得直叫。
开车的师傅是个中年人。他的态度非常好。我们见惯了大嗓门的司机，习惯了一坐进去就像掉进土匪窝的出租车，因此，这个师傅倒让我们感到不好意思了。他很健谈，说了好些让我们感动的话，“感谢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持。”他说。我想，至死我都会记住这句话的。
从上海市区出来到周庄的一路上，是看不完的风光美景。厂房、别墅、绿化地带，令人赏心悦目。
财富总是与自信相伴而行的。我为自己能够想出这样一句富有哲理的话而沾沾自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