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家照相馆里。突然有人在我的，照完正要走，直到我们要复员了，很不自在。坐在灯光下，我跑去照一寸照。他才借着酒劲儿讲。
翌日白志林没有去找游。我故作油滑地说，正好，送我一张吧。谁想这丫头大大方方地答应了。
三爷对他的那段经历本来是守口如瓶的，感觉暗处有好多女，回头一看是向小萍。她说她和几个同学来照明星照，倒是蒋不举向安军医提出能不能让他也做做激光，看录像根本就不管用。部队掏不起那个钱，安军医的回答是激。至于录像，你把带子先给我审查一下。蒋不，为此。
吕参谋原本是个农村娃，当时也算是攀高枝，找了一个村长的千金。那时候的他还只是个每月开四十多块钱的志愿兵，听他的同年战友郝助理说，能做村长的乘龙快婿也曾令吕参谋骄傲不止。在战友面前总是喜欢夸耀老岳父的飞扬跋扈。每年探亲的时候还想着从军人服务社买双女士军靴什么的，送给在县粮库工作的老婆。可随着他后来提干，特别是在担任三中队队长的时候，与地方农业银行搞共建，结果不小心共建出了一个小情人。俩人如胶似漆。也就是在这时，老家的老婆下了岗，领着七岁的儿子闹腾的要随军，三天两头地跑到机关找领导，领导不愿意断家务事，她就坐在当院的旗杆下放声大哭。直哭得大家嬉皮笑脸地说，旗杆看上去有点歪了。
在我的记忆中，老兵离开部队的那天下着大雪。我坐着主任的车子提前到了火车站。车上宣传干事交给我一盘磁带，说你下车就去找站台的广播室，让他们务必放一下。于是当各中队的运兵车汇集到火车站的时候，广播喇叭里适时响起了《梦驼铃》。
董亮来机关的时候剃了一个大光头，他也是我们机关兵中唯一的一个留此型的人。当他现我们的头上都顶着头时，不住地埋怨他的父亲，说他爸以为部队规矩多，千万别在头上找麻烦。于是在临走的前夜给他剃了，以为这样他的儿子就可以入乡随俗了。
我俩找来信纸，为了不让三爷怀疑，特地叫来没事就练钢笔字帖的舒丛，让他以小艾的口吻给三爷写一封信。舒丛换了左手在纸上试写了几个字，问我俩会不会起疑，我看了看说不会的，就这样写吧，反正小艾一看就没什么文化。
我分到的是一个上海姓楚的初中生。她给我的感觉天真单纯，对部队生活充满着向往。在信中我给她讲了好些军旅轶事，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高于生活”的。记得我给她讲新兵连的生活是如何艰苦时，说过在新兵连蒸馒头是等出了锅才切成一个一个的，朝墙一甩就能贴在上面。现在想来这个故事编得可不怎么样，我一定是把蒸馒头想成做蛋糕了。可就是这种有明显缺陷的故事，竟也能换来楚姑娘的无限崇敬，她说你们当兵的太可爱了。
快到年底的时候，总队为了响应科技练兵的提法，组织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科技练兵比武。比武的项目好象只听说有快录入。于是左子右和打字员都换上了一套军官的料子服，代表支队参加了比武。我们在省电视台的新闻上看到了比武的情景。只见在一个篮球场上，坐着足有十排的军官，每人面前摆着一台电脑。场面可谓浩大。只听一声哨响，军官们个个几近疯狂地在键盘上敲击着……三爷指着电视屏幕说这就是科技练兵啊？打字就能代替打仗啊？
黑驴后来眉飞色舞地说，在与胡队长对峙那晚，参谋长当场送给胡队长两个字——弱智。
我们屏着呼吸来到荣誉室的门口，伏耳聆听，没有任何动静。白志林低声嘟囔：“是不是没来呀？”三爷摆手示意他别出声。三人又听了一阵，里面隐约传出细微的响动。白志林激动地将耳朵紧紧地贴在门上，屏气静听了好一会儿，回头小声对我们说：“尿尿呢。”
翌日，参谋长给全体机关兵点名，挥着手高声说道：“别以为我不知道，那玩意儿是一个人能抬得了的吗？！肯定还有人参与了。我只是不想追究罢了。你们呀，干事怎么就没个深浅呢？这也幸亏是在部队，换在地方，坐牢去吧！”
白志林把账都记在了程管理员头上。他四下乱讲，伙食越来越糟是叫程管理员中饱私囊了。三爷和我曾劝过他这种事情不要乱讲。按三爷的话说，程管理员能混到今天这一步，根有多深咱们是不知道的。
第二天，我们是挤在水房里冲的脚。第三天，我们开始轮流给班长打洗脚水。再往后，我们开始抢着给班长打洗脚水或者是往他的牙刷上挤我们的牙膏。
一天夜里，小萍扒在我的胸口对我说：“我会做饭。要不你再搞点儿锅碗瓢盆来，我们起火吧。”
翌日我起身要走时，小萍睡眼惺忪地嘱咐道：“对了，还有调料……”
于是我盯上了饭堂。
就在我从小餐厅的桌子上顺走一只醋壶的时候，小萍找到了工作，是在一家宾馆当服务员。当我骄傲地将醋壶拿给她看的时候，她说先别起火了，这些天她得住到宾馆去，单位对她们是集中管理的。我说你也晚上溜回来吧。小萍连忙摆手道：“不行，管得可严了。”
“能比我们部队严？”我问。
“严多了。”小萍脱口而出。
至此，那个小醋壶便成了出租屋中最后添加的一个物件了。小萍不再回来住了，她还带走了暖瓶。我白天回去过一次。闻到了枕上残留着的小萍头的气味，突然感觉自己竟是那么的孤苦无助。
回来后我把钥匙主动交给白志林，白志林没接，他说用的话会朝我要的。
小萍走后就再也没回过出租房，我给她所在的宾馆打过一次电话，小萍在话筒的那边说她现在很忙，宾馆要在北京开一家餐厅，她要积极表现，争取被带到北京去。
就在通话后的一个周末晚上，我和三爷躲在活动室里看电视，白志林突然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说快，跟我打一个人去。我问出什么事了。白志林说打完再说。
我和三爷回宿舍拿上武装带，此时白志林又叫了三个机关兵，我们一起蹬上饭堂的三轮车，朝一家舞厅冲去。
到了舞厅门口，白志林说你们守在这，我进去把那个家伙揪出来。白志林进了舞厅，把门的保安见来了一群当兵的，知道要出事情，忙给我们递烟，说兄弟们要是打架，能不能离舞厅稍微远点儿。要不公安会找他们麻烦的。
正在保安挨个儿给我们递烟的时候，白志林揪着一个地方青年的衣领走了出来。我们一哄而上，抡起手中的武装带冲着那个人劈头盖脸地打了过去。以至于白志林都没来得及松手，结果被武装带上的铁环在手背上勾出一了道深深的口子。
那个青年哀号着抱头鼠窜。我们追打着不依不饶。三爷从街边的烧烤摊上拎起两只空啤酒瓶，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地方青年的脑袋上。地方青年不再跑了，躺在地上抱头求饶：“大哥、大哥，别打了。我就是领她跳跳舞，真的……”
这时舞厅里涌出一群看热闹的人。三爷拉住还在青年脑袋上一通乱踢的白志林说差不多了，走吧。我也刚要说撤吧，突然从围观的人群中传出女人的一声叫喝，吓了我一跳。“姚朋！你这是干什么呀！”随着叫喊声，小萍竟然从人群中冲了过来。一把揪住了我的胳膊。一旁的白志林一把推开了小萍，对我说：“别理这个臭婊子。”
“你骂谁你？”小萍冲着白志林叫嚷。白志林再次重重地推了一把小萍，“老子骂婊子呢。滚开！小心老子连你一快打的。”
小萍下意识地向后退了退身。我被眼前所生的事情搞得呆若木鸡。白志林一把将我推上了三轮车，“回去再告诉你。”
回来的路上，我们凑钱买了一件啤酒。提到宿舍灌在暧瓶中喝了起来。战友们因打人而变得异常兴奋，他们热烈谈论着刚刚过去的事情，似乎都在刻意回避着什么。白志林去卫生队给自己的手上药去了，我沉默无语地躺在床上，隐隐感觉出了什么。
翌日白志林向我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他带着女朋友去跳舞，突然现小萍和一个地方青年也在舞池中。于是白志林就躲在角落里暗中观察。当他看到这个男的竟然将手伸进小萍的裤腰时，白志林决定回去叫人。按他的话说：破坏军婚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等他返身再次回到舞厅的时候，正好小萍起身上了厕所，于是他趁机上前将摸了小萍腰的地方青年揪了出来。
末了白志林安慰我：“臭婊子不值得你上心。女人多的是。瞧她那胸吧，光着膀子都没事。”
我和小萍的恋情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我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是小萍写的，她说忘了那段日子吧，走出来就会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
我没再去过出租房。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突然从床铺下摸出了一把钥匙。我没把它放回原处，而是递给了白志林。白志林收了起来。可到了晚上又扔给了我。他说你都多长时间没给人家交过房费了。我把玩了一会儿手中的钥匙，最后以一种自认为是非常洒脱的姿势将钥匙投进了门边的痰盂。就象小萍初次闯入军营的那天我扔雪糕棒那样。“铛”的一声过后，我对白志林说：“正好用屋里的东西抵房费，清了。”